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从大多数干部的情况来看，他们还是属于上当受骗的。另一方，是以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主的。他们知道毛主席多次说过不当国家主席，也情知他们几个人这时难以当上国家主席，于是，他们顺着毛主席的话，也反对设国家主席。由此，两个罪恶集团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和互相坑害。林彪、陈伯达虽然说毛主席是天才，应当就任国家主席，但是早就有人暗地里宣扬过，林彪是个天才(林彪自己也说过他的儿子林立果是天才)，应该当国家主席。叶群就对她的同伙说：“不如此，把林彪往哪里摆”。真是一语道破了“天”。但是，尽管如此，林彪、陈伯达公开打出的旗号，还是歌颂毛主席是天才，拥护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这就把江青、康生们置于十分尴尬的被动地位上。
     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的斗争格局，像一个天平，重心在往林彪集团的方面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出来说话了，表面上看，毛主席批的是陈伯达，实质上，他也是在批林彪“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早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广大干部对前几年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等问题，就进行了批评。这成了大会的主要精神。刘少奇同志提出了一个天灾人祸的论点。他指出，天灾人祸，人祸是为主的。毛主席虽然接受了，但思想上看来还是不大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发表了与大会批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等精神相对立的讲话，博得了毛主席的好感。然而，自从他担任国防部长，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弄巧反拙。他对毛主席的过分赞誉，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什么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特别是他广泛搜集的“政变”经，当然骗不了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毛主席。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
     毛主席早就在给江青的密信中，对林彪设下了一个大疑问。他虽则继续给予林彪以高位，甚至给他更高的荣誉，却时时刻刻都在观察着他，研究着他。毛主席对陈伯达，从延安时期开始，就有所不满。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要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反掉，使江青也不好过，这是当时毛主席所不愿意的。因此，毛主席予陈伯达以狠狠的一击，实质上打的还是林彪。这一下，使林彪集团溃不成军，一蹶不振。至于对这一斗争，后来说天才论是林、陈集团的理论纲领，设国家主席是政治纲领。他们的目的在当时就是抢毛主席的班，夺毛主席的权，看来这只是一种发生问题以后定下的调子。因为谁如果反对毛主席，就必然激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极大仇恨。
     只说是他们反对江青、康生一伙，是达不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愤慨的效果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还没有任何力量，敢于公然与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威望、智慧和力量相抗衡，更不要说反掉毛主席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都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以售其奸的。林彪和陈伯达的所作所为，主要还是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搞个人迷信上作竞争，在争宠争权。在争取更加优越的地位和条件上削弱对方，以便在身体多病、年老体衰的毛主席身后，夺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各自都意欲要求对中国进行封建法西斯的统治这一罪恶目的上，是完全一致的。
     林彪要搞父传子那一套，说马、列、毛、林，他的儿子林立果是第五个里程碑。这是要实行封建加资本的封建法西斯的罪恶统治。江青肆意地鼓吹吕后实施了汉高祖的政策，武则天继承了唐太宗、唐高宗的善政。实际上江青是想要当女皇，也就是要搞封建法西斯的统治。他们在庐山会议上撕破脸皮，打得头破血流，同样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迎合毛主席当时某些“左”的思想，以取得信任。他们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企图搞父传子，妻袭夫的封建皇权那种继承方式。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到南方各省视察，召集地方、军队的领导人开会，就林彪的问题向一些同志打招呼。这是因为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是当时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他抓住了主要矛盾。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也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政变计划，是在林彪探得毛主席的行踪和措施以后，狗急跳墙搞的一个孤注一掷的反革命罪恶行动纲领和计划。前一部分，是他们也看到了搞极“左”的人必然脱离群众，不得人心，是为了在阴谋一旦得逞之后用以笼络人心的。后一部分，才是他们实现阴谋的行动指南。
     但是，在粉碎林彪集团之前，《“五七一”工程纪要》仅是一个未见天日的东西。大概除了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余新野等人外，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交代时，都说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从事实和时间上推算，这种说法，可以认为是合乎情理的，是比较可信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虽然猛烈地攻击了一些过去的“左”的东西，攻击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正像一句俗话所说的，撩开了他的屁帘，难道还会看不出那条狼尾巴吗？林彪、叶群、林立果，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林江从合伙到分裂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后，林彪乘飞机叛逃，结果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难道不是以极“左”的手段来祸国殃民吗？显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达到欺世盗名的目的。
     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很清楚，弄得国弱民穷(当然主要是从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历代的统治者、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但也有我们工作上的错误，不能推脱其责，更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捣乱和破坏)，陷害大批干部和群众，在国际上搞孤家寡人政策。这些，林彪集团比之江青集团干得并不逊色。所以，后来在林彪夫妻、父子自我暴露、自我爆炸于蒙古的温都尔汗后，党内外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之时，尽管其中从文字叙述的意思来说，有挞伐“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东西。群众一下子就看透了那无非是林彪集团为了笼络人心，实现其篡党篡政篡军的目的，搞的一场欺骗而已，因此群众是对之深恶痛绝的。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都是利用毛主席的“左”的错误，将其推到极端的“左”，以达到搞乱全国、篡党夺权的目的。因此周恩来同志主张批林、陈，要批“左”，以清除“左”的影响，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一批判林彪、陈伯达的“左”，就会联系到江青，就会联系到“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不会同意的。毛主席说林彪篡党夺权是右，是右得不能再右。毛主席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许多内容来看，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依我所见，要把思想倾向上的错误与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开。就反革命阴谋集团来说，它是“左”也“左”得，右也右得的，它无非是随着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出现，并利用这种错误思想倾向以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已。而错误的思想倾向，则多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对错误思想倾向要循循善诱，指明危害，使大多数人从中解脱出来，而且是自觉地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