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曾任台湾“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接受香港《凤凰周刊》独家专访，透露当年暗杀周恩来总理的台前幕后。
     据谷正文回忆，在万隆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部门获悉，周恩来将率团包租“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将在香港短暂停留。台湾情报人员决定在香港下手，在飞机上安装炸弹。具体策划者赵斌丞（即“赵斌成”，谷正文的回忆中，策划者名字和奖金数额和港英警方的报告部分内容有出入。--编者注）曾是戴笠的得意门生；另一个是他的手下陈鸿举。两人都是台当局派到香港的情报人员。
     他们盯上了香港机场清洁工周驹。周驹约二十岁左右，除了一个嗜赌如命的父亲，没有什么家累。他个子瘦小，长相普通，不易引人注意。在50万港币重赏下，周驹接下暗杀周恩来的任务。
     计划拟定后，赵斌丞与陈鸿举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口头报告，毛人凤表示同意。最后，两人决定请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的“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出马。谷正文也立刻表示赞成。
     4月10日，赵、陈二人从台湾带着50万港币偷渡到香港，把炸药交给周驹。4月11日，周驹跟往常一样上班，平安地通过了安检。原来，台湾人员交给他的炸药TNT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给台湾情报网使用。这一次，为了应付机场安检，周驹特意将它做成牙膏模样，因为简易的盥洗用品是允许带入的。
     通过安检后，周驹开始进行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包括“克什米尔公主号”。虽然印航方面严禁外人靠近飞机，一切多余的人都被挡在距离飞机两百多公尺之外，但对于上机工作的机场地勤人员却没有防范。周驹把伪装好的炸弹带在身上，顺利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他迅速把定时炸弹置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一个很不容易发现的角落里，匆忙离开。不等下班时间到，他就从一道事先剪开的铁丝网后爬出了启德机场，跳上专门接他的小车。
     周驹很有心计。当初与台湾情报人员研究退路时，他提出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台湾和香港之间。但一个意外却差点让他曝了光。原来，周驹躲进去后不久，陈纳德的飞机就起飞了。飞机降落后，周驹的出现，把台湾“保安司令部”机场检查处的头头吓得半死，他还以为是个偷渡客呢，一个电话直接打到“保安司令部”。谷正文得知周驹提前到来后，立刻坐吉普车赶到机场接人，并将周驹安顿妥当。
     此时，台湾当局接到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没有按原定计划起飞，周恩来可能没在机上。当时外界纷纷揣测说“因为他知道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炸弹”。对此，谷正文认为“周恩来根本不知情，只能说他命大”。据谷正文回忆，蒋介石事前并不知道保密局炸机的举动。毛人凤事后才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不仅没有生气，还重赏了毛人凤。
     谷正文晚年将台湾情报部门的内幕曝光，自然引起台湾当局不满。他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枚举，事实上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
    真相大白：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真相大白后，港英警方立即发出拘票指控周驹阴谋杀人，要求台湾当局将其送回香港受审，但被台湾当局以种种借口拖了下来。香港当局不顾我国政府一再交涉和抗议，均以“证据不足”为由，先后将全部拘留的人犯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先后予以无罪释放，一一驱赶到台湾了事。在台湾保安部门严加保护下，周驹于1993年病逝。其父也在案情曝光前，安全偷渡到台。
     中国政府对香港当局的调查结果和以上做法深表失望，再次指出：“这一案件是经过国民党特务周密策划的一起集体谋杀事件，周驹系被收买利用的一个犯罪工具而已，港方的调查报告只指控周驹一人有犯罪事实，而认为其他主犯和要犯与案件无关，是没有根据的。港方匆匆宣布结案，让罪犯逍遥法外，使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案件不了了之，这不能不令之深表遗憾。”
     中国政府对因这次空难事件中包括三位国际友人在内的一共十一位遇难者授予了“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的称号，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公葬仪式。周恩来在烈士墓碑上亲笔题词：“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周恩来一直关心着这些空难烈士的家属。周恩来的司机钟步云是位老红军。事发后，周恩来见到钟的妻子高秀英时，握着她的手，痛心地说：“钟大嫂，老钟是替我牺牲的。”高秀英悲痛之余说：“您能平安回来，就是全国人民的幸福。”而后，周恩来知道钟步云有个哥哥是农民，钟步云生前每月寄几十块钱回去贴补，他就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按那数目不断地寄去。在钟步云逝世十周年之际，他的哥哥说家里情况好转了。高秀英从老家回来后告诉周总理家里经济状况好了，叫总理不要再寄钱了。周恩来又问她这趟来回花了多少路费，因为当时高秀英回家是从财务处借的钱，周恩来又直接用自己的钱帮她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