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百年潮》2002年第2期，作者：李嘉谷，原题：《蒋介石收服盛世才》

盛世才
    新疆有外蒙第二的危险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同内地交通不便。辛亥革命后，新疆虽已“归附民国”，但由于国家政局动荡，中央政府对新疆一直鞭长莫及，新疆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上台任新疆边防督办，原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任省主席。南京中央政府曾试图趁机改变新疆长期以来的半独立状态，特别是要限制盛世才的权力，废除督办制，改为军事委员会制。当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说：政府对于刘文龙、盛世才，不一定说不要他，也不一定说要他，要看他对于外交统一于中央、军事统一于中央等几件事肯不肯做，能不能做。如果刘文龙、盛世才能够举行，我们便将权力交给他们，否则，就交给别一个。但南京中央政府的这一计划因盛世才的抵制，未能实现。盛世才利用苏联的军事支持击败了新疆境内的敌对军事力量，统一了新疆，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并请苏联派一个加强团驻守新疆东部门户哈密。盛世才后又兼任新疆省主席，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比其前任更加远离中央，更具独立性。但名义上新疆仍是中国的一个行政省区，在中央政府所在地派有常驻代表。
    1938年9月盛世才访问苏联时秘密加入了苏联共产党。1940年11月26日，盛世才与苏联秘密签订了为期50年的《新苏租借条约》，这是一个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条约。盛世才后来在给蒋介石信中与回忆录中描述了斯大林派人逼迫其签订该约的详细经过。但从当时盛世才的亲苏言论与新疆对苏联的依赖态度看，可能不完全是事实，也就是说，当时盛世才可能并未激烈反对签订这一条约，因为1941年1月盛世才还向苏联提议：新疆脱离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并加盟苏联。只是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苏联需维持中苏同盟关系，未接受盛世才的提议。但新疆脱离中国的危险性是存在的。
    蒋介石诱迫盛世才转向
    盛世才同苏联关系的破裂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面对德军的进攻，苏联处境危难之时。据盛世才的亲信李英奇后来交代：盛世才认为，现在苏德战争在苏联境内进行，究竟什么时候结束，无人知道，即令苏联获胜，恐怕也不能如过去很有力量的援助新疆，现在我们应该研究三民主义，准备接近中央(蒋介石)。
    1942年3月19日晚，盛世才的四弟盛世骐在一声枪响之后倒在卧室的血泊之中。这是一起突发事件。盛世骐1937年去莫斯科红军大学读书，1941年冬毕业回新疆，回新疆前斯大林接见了他，送了他一支手枪和一个红军军帽。回新疆后，任机械化旅旅长。此人思想进步，为人坦诚，与在新的中国共产党人关系不错。去世前，经过盛世才的批准，曾与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陈潭秋面晤三次，“每次均非常高兴”。盛世骐与其兄政见上的冲突是肯定的。但盛世骐之死，有不同的传闻，无一定说，盛世才以此编织阴谋暴动案，认定此一事件是个政治阴谋，是“莫斯科和延安共同指使的”。事发一星期后，盛世才召集其亲信说：“今后实在无法再继续(与苏、共)合作”，“我们只有改变路线投向国民党”。
    盛世才的转向，不仅与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的处境有关，而且也同蒋介石对盛世才的步步进逼有关。蒋介石对苏联势力在新疆的增长一直十分关注，多次警告苏方不能同新疆地方政府签订条约。但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对新疆采取行动，而苏德战争的爆发，无疑给了蒋介石一个收回新疆行政权的一个绝好的机会。1941年秋，蒋介石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任西北党政考察团团长赴甘、宁、青等省考察党政，意在控制河西走廊，压迫新疆。吴忠信利用马步芳与马步青兄弟的矛盾，使国民党军队进驻陇西，为进入新疆打开了通道。这一切，盛世才自然都看在眼里。
    盛世骐去世后第二天，《新疆日报》即用“国际大阴谋”大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蒋介石便立即作出反应，他三次召见新疆驻重庆代表张元夫，4月中旬派张元夫去迪化，向盛世才提出谈判条件，中央政府准备派三个师进驻新疆，并提出派专机接盛世才去重庆面晤。长期违抗中央的盛世才自然不敢贸然赴渝。
    5月7日盛世才派其五弟盛世骥为代表去重庆晋见蒋介石，商讨西北交通运输问题，并在中央训练团受训。蒋介石对盛世骥来渝极为重视。5月10日盛世才即给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写信，指控巴库林、拉托夫等苏联在新工作人员为刺杀盛世骐的阴谋暴动案的参与者，并要求苏联派员参加侦讯。在没有把握之前，盛世才还不敢立即与苏联破裂。
    6月27日莫洛托夫致电盛世才，决定日内派外交部副部长В·П·杰卡诺佐夫来新，“专为办理解决独山子油矿及其他各重要问题”。盛接电后，翌日以特急电致蒋介石，称：“迭副部长(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杰卡诺佐夫)在苏联政府占重要地位”，请蒋速派经济部长翁文灏来新谈判，并请派在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与翁同机来新，因为“朱系职旧日长官，又系职之旧友”，有许多重要问题须与之面商，并请朱回兰后赴渝报告。7月2日蒋介石写了一封给盛世才的亲笔信，由朱绍良亲手交盛世才。由于朱与盛有旧谊，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时，盛在其部下任上校参谋，并任朱女公子的家庭教师。朱曾荐盛晋升少将未成，又对盛馈赠赴新旅费。而蒋对朱一向看重，令其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委以解决西北问题的重任，并对他说：你放走了盛世才，有责任收服盛世才，新疆问题一日不解决，你就一日不能离开西北。蒋介石在这封给盛世才的亲笔信中说：“凡公私诸语，请与逸民(朱绍良)长官开诚详谈。当此国家存亡绝续之交，更为吾人安危成败相共之时，吾弟之事业即为中正之事业，故中正必为吾弟负责，以解除一切之困难也。”
    7月3日朱绍良、翁文灏等由兰飞迪。当晚盛世才举行盛大宴会欢迎。
    7月10日朱绍良飞渝向蒋介石报告新疆详情。7月16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重申今后有关新疆事务，苏联政府应与中央政府直接洽商，以免发生误会，并告以对新省政治调查与督察事项，已派朱绍良赴新负责主持，希一并转达苏联政府。7月20日朱绍良由重庆飞返迪化，传达中央对新意旨。当时蒋介石曾有手谕致盛，朱绍良告盛，于其既往一切，委员长不但原宥，且均为之负责。这样，盛世才便放心地转向了。
    蒋介石对新疆还政于中央一事十分重视，8月15日他亲自飞抵兰州，朱绍良于19日携盛信函返兰向蒋报告。27日朱绍良飞嘉峪关，28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莅嘉峪关视察。29日朱绍良随宋美龄飞迪化，并告盛世才：(一)调派甘肃境内政府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牵制在哈密俄军;(二)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将外交权归中央;(三)肃清新疆共产党;(四)着俄军退出新疆等项。宋美龄此行是盛世才与苏联最终破裂的标志。
    《收复新疆主权方略》主要针对苏联
    收复新疆主权的主要障碍在苏联。因此，1942年7月13日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报告蒋介石说：“关于苏联与新省问题，职于昨(十二)日约集程副总长、徐部长、张部长、程主任及周主任至柔等详细研究，结论如附件。至盛世骐被暗杀一案，现对苏方似以不必提及为宜，当否?”这个附件，即《收复新疆主权方略》。“方略”分三部分：(一)新疆现势之判断;(二)方针;(三)实施要领。关于“新疆现势之判断”，认为“苏联有吞并之阴谋，及足够之武力，但在国际现势上，如公然以武力占领新疆，暴露侵华态度，在政略及战略上均属不利。”而盛世才对苏关系破裂后，惧怕苏联威胁，“势必依附中央，并望予以所要之支援使苏联有所顾忌，不致公然发动暴力行为。”关于“方针”，“方略”认为，“为巩固西北边防之目的，应乘此中苏同盟之时机，收复新疆主权。惟中央对新，过去既鲜充分准备，现又尚无确实控制之余力，故目前依政略之运用，一面利用盛之地位及力量并扶之，使其逐渐中央化;一面敷衍苏联，迟缓其对新之策动并尽速加强我甘、青、藏边军备，及一切必要之准备，候机再确实控制之”。关于“实施要领”，提出分两个时期，即“现在过渡时期”与“收复主权时期”。“现在过渡时期”，规定：一、对苏仍本睦邻政策，并运用政略，遏止其对新疆采取断然行动，“说明苏联与我省间演成复杂不快之现状，系由于以往苏联与我新省间直接交涉所惹起。今后关于我新省与苏联间之问题，我中央政府当随时予新省以指示及监督，并说明现中苏系同盟国家，一切外交，均应循正轨”。“若苏方询及我中央今后对盛督办态度如何，最好避免答复，或答以正在研究中，若苏方不问此点，即不必提及”。二、维持并利用盛世才的地位，“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多方面以善意之扶助，俾增进其对中央之信赖，使逐渐中央化”。目前实施要端为：甲、随时派遣军政大员前往新疆，使苏联有所顾忌，巩固盛世才内向之信心;乙、于征得盛世才同意后，逐渐改组新疆省政府，并派遣军政干部及特务人员，秘密进入新疆工作;丙、经济上予以所要之援助;丁、派遣外交特派员驻迪化，以减轻苏联对盛直接之压力;戊、给予其他盛所希望之扶助。三、军事上之准备：甲、以保护油矿区名义，加强河西尤其玉门附近之兵力(约精练之一师)。乙、增辟南疆机场，以保护机场之名义，适时派遣中央军一部(一师以下)于该地。丙、以柴达木屯垦名义，催促骑五师尽速进驻该地，并在经费上予以所要之协助。丁、迅速进行控制西藏方案，奠定西南边防，以策应新疆。戊、适时划南疆为一师管区，从事军备之建设。“方略”重点显然在军事之准备。关于“收复主权时期”，“方略”认为应“乘日寇北进攻苏，或苏对德军事惨败，或其他我之国际地位更有利时机，向苏联提出解决两国外交悬案”，包括撤退驻新之红军第八团及空军、战车等部队。“中央军有力部队开入新疆各要点，以武力确实控制之”。显然，国民党政府认为收回新疆主权的主要障碍是苏联，因此必须谨慎、有步骤地进行。
    1942年9月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派吴泽湘为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主持新疆外交事务，并将新疆省原管辖的苏联边境五领馆收归中央管辖。11月28日任命盛世才兼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将新疆省划入朱绍良统辖下之战区范围。自1942年7月起，朱绍良四度入新，做盛世才的工作，使新疆行政权回归中央。对于中央收服盛世才，使新疆行政权回归中央，蒋介石给予极高的评价，1942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一年总反省中说：“新疆省主席兼督办盛世才于7月间公开反正，河西走廊马步青军队亦完成撤回青海。于是，兰州以西直达伊犁直径三千公里之领土(古代欧亚主要交通路线所经过之地区)全部收复，此为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其面积实倍于东北三省也”。
    1943年1月8日，朱绍良与盛世才商妥，准于恢复中国国民党新疆省党部，盛世才加入中国国民党，任主任委员，以黄如今为书记长。1月16日在新疆迪化成立国民党党部，盛世才宣誓就任省党部主任委员，并宣布他服从党总裁(蒋委员长)的诚意。但关键仍然是中央的军事力量进入新疆。
    盛世才自然不愿中央军入新。1943年4月，朱绍良以第八战区名义调6个徒手新兵团入新交盛世才训练，盛世才察其用意，便将新兵团士兵化整为零，有的编入省军，有的予以淘汰，带兵的下级军官调到督办公署或其他军事机关做文职工作，不让他们实际掌握兵权。中央又以协助新疆“剿匪”为由，9月派胡宗南部的十八混成旅2个团开进哈密。当时苏联红八团还未撤离哈密。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为了后续部队入新的指挥起见，特在武威成立了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以李铁军为总司令。总司令部后移驻酒泉。
    不久，苏德战场战局好转，但在新疆问题上，苏联的处置是有政治远见的，为了同中国政府保持联盟关系，在中央势力已进驻新疆的情况下，苏联撤退了驻新疆的军队与除外交人员以外的各类人员，因为“苏联政府明白，万一日本进攻西伯利亚，中国的友好非常重要，所以通过友好方式消除可能发生的磨擦或误解的根源不失为上策”。
    盛世才的反复与蒋介石的对策
    国民党中央加强对新疆控制的一系列措施，威胁着盛世才新疆王的地位。在此情况下，盛世才便故技重演，再次编造“阴谋暴动案”，打击国民党在新势力，希图挽回其新疆王地位。1944年4月17日盛世才突然拘捕省委刘效藜、程东白、省党部委员兼中央训练团主任何耿光、新疆日报社社长宋念慈、副社长郎道衡、市政委员会主任王乃中等十多人。省政府委员是中央政府任命的，省党部委员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派的。盛世才对拘捕者所加罪名为：接受苏联贿赂，图谋推翻新疆现政府。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由苏联经迪化赴重庆，外交部长王世杰代表蒋介石迎接于迪化，当时谣传华莱士此行为调整中苏邦交，可能建议国民政府调走盛世才，这等于要盛世才命根子，更促使盛世才铤而走险。1944年8月11日深夜盛世才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将中央政府派新人员中国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新疆省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等逮捕，称黄如今、林继庸等为混进国民党的共产党，目的为推翻新疆现政权，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有密切联系，企图建立共产党新政权。蒋介石自然不信此言，于是蒋介石一面派朱绍良等入新安抚，一面命令入新部队挺进迪化，做好应变准备。“八·一一”黄林案发生后，蒋介石亲自召见朱绍良，朱当时正足疾复发，虽勉能举步，但不能登山，时在黄山官邸的蒋介石用其座轿从山下迎至客室门前(这在蒋介石是破例的迎客)，两人商谈达三四小时之久，鉴于新疆局面的严重，为防剧变发生，要朱去新疆。最后朱表示：甘冒不测危机，亲到迪化一行。据朱绍良年谱记载：“委员长与朱先生密谈时，坐位极近，忽以手加于朱先生膝上，关切的询问朱先生有儿女多少及年龄大小?竟在负责朱先生身后”。结果，因朱绍良此行，乃得扭转危局，使盛世才离开新疆，接受中央任命农林部长。但此行确实有点惊心动魄。
    时任新疆监察使的罗家伦曾有如下记述：
    1944年8月15日下午朱绍良抵迪化机场，周围戒备之士兵一营，沿途步哨林立。盛氏未到，由其夫人代表。新省人员来者寥落，至于中央人员，在昔成雁行者，而今仅余一人而已。一民(朱绍良)时有足疾，不良于行;下机后余即偕登车赴东花园。吾人进入督署围墙时，即见机关枪巢四布，装甲车上炮位突出，如临大敌。彼此相顾，以冷笑报之。东花园为督署内之一部分，用作招待贵宾栖息之所。是日抵此，首先感觉者即厅之四角，各设岗位二人，各人各向一方，枪头均上刺刀。厅前阶下复有六人，持枪侍立。八面刀光，洵非虚语，亦可见其保护之周密矣。入室小憩，知一民将其精制之象牙棋子搬在行箧，乃移一小桌于前厅空洞处，取出对弈。以雍容态度，借对弈而对话，遇重要处，间用笔读，而常乱以棋声。余乃得以新局近况，扼要为一民告。彼亦密告余以中枢之决策，及将盛氏调开新疆之决心。吾人固知此项决定之允当，然亦料及恐有强烈之反应发生，惟既奉命如此，理当面对危机，以图贯彻，此非寻常之一局棋也。六时半后，盛忽至东花园，搴帘迳入，向一民与余均作寒暄歉仄之词，然后叙述其所谓阴谋暴动案之严重性，绘影绘色，滔滔不绝;然时露仓皇之形态，所述亦常难自圆其说，若是者凡历一小时余。旋设晚餐，其平时有侍应经验之副官三人，均已不见，设置餐具，概由其兄弟亲手为之。一切均不自然。吾人则持冷静态度，仍开俄产五星白兰地酒，以为一民洗尘，惟心中则颇为入狱诸君危，因余与一民均能回忆1933年6月中央命黄慕松宣抚使入新之时，即下榻于此。慕松在室内，而盛手持大扇立于厅前进门处，指挥卫士逮捕新疆政变领导人陈中、李笑天与陶明樾三人，不待审讯，立即枪决于东花园中之镇远楼下，地点即有慕松住室之侧，意在向慕松亦即中央示威也。餐毕，盛谓“朱长官沿途辛苦，请各自休息。”彼归署内新大楼，余亦以电话召使署汽车来迎。
    余回署后，一民为考虑翌日应付之方式，不能遽成寐，乃取出行箧中之庄子南华经以消永夜。不意深夜二时许盛氏忽来，神色益觉仓皇，问一民所看何书，一民告以庄子。彼曰，“为何看这腐败的古书?”一民答以“内容很有趣”。彼忽又离去，有失常态，颇有彷徨不可终夜之势。一民将就寝，颇恶玻璃窗外之哨兵，时时对此靠窗之卧榻俯窥。此种狰狞姿态，日间犹令人难堪，况深夜乎?一民乃起而将床上设备移置他处，方得安枕。翌日以此告我，二人相顾大笑。彼坦然语我曰：“如彼派人来解决我，自不能免，此不过要他多消耗几粒子弹而已”。16日一民告盛以中央拟将其调任意旨，措词委婉而词意坚决，是日情况之紧张可知矣。最初彼作以退为进之口头语，继则以新局严重不能遽离为理由，借延宕以固位。幸此时已有若干中央部队入新，如驻防迪化附近老满城之预备第七师一部分，及驻哈密之徐汝诚旅，闻变已作战备，中央空军复集中若干架飞机于酒泉，在西北负责指挥之罗机司令奉令偕一民同机飞抵哈密，准备前进基地;凡此军事情报，盛氏必能取得，自不能不转生戒慎恐惧之心。
    此时盛世才感觉大势已去，遂愿先让省主席之位置，而仍拥边防督办之兵权。但蒋介石态度坚决，令盛离新。盛进退失据，只得听命中央，同意离新赴渝。
    8月21日朱绍良偕盛世骥回到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与盛世才谈判经过。8月29日国民政府即下令：
    (一)新疆省府委员兼主席兼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呈请辞职，情词恳切，盛世才准免本兼各职。此令。
    (二)新疆省边防督办公署裁撤。此令。
    (三)农林部长沈鸿烈另有作用，沈鸿烈应免本职。此令。
    (四)特任盛世才为农林部部长。此令。
    (五)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委员。此令。
    (六)任命吴忠信兼新疆省政府主席。此令。
    (七)新疆省府主席吴忠信未到任以前，所有主席职务派朱绍良暂行兼代。此令。
    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裁撤后，所有驻新各部队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该署应办事宜，改归新疆省保安司令部接办。9月11日盛世才与交通部次长徐恩曾乘大型飞机离新，下午抵兰州。9月18日在国民政府举行盛世才任农林部长职宣誓典礼，19日到农林部视事。9月23日盛世才在《新疆日报》发表告全省军民同胞书称：“在十年建设过程中，渐觉六大政策尚欠完善，并谋求达到国家民族彻底解放，实现大同世界，必须实行国父所创造最优最精之三民主义。于是乃决心以六大政策汇入三民主义洪流，与我全疆各族各界同胞，共同坚信并奉行三民主义，更加致力于建设国防后方工作，以期早日完成抗建大业”。
    蒋介石对盛世才并未食言
    盛世才离新后，由中央“特派新疆清理特种刑事积案审判团”入新审讯这次“阴谋暴动案”入狱者，证实其所受之冤抑，最后该团以“法新审字第五二二号判决书”平反此狱，宣告无罪。抗战胜利前夕，在新疆受过盛世才迫害的一些人发布“新疆省全体民众讨盛檄文”，编写出版《盛世才祸新纪略》，控告盛世才。在舆论压力下，1945年7月3日国民党政府免去了盛农林部长职。
    抗战胜利后，1946年10月31日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严庄等对盛世才又提出弹劾案，曰：“查前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于二十二年前任职以来，违法犯纪，形同割据，残暴贪黩，骇人听闻，新疆人民曾有祸新记略之刊布，新疆临时参议会全体参议员又有电报之控诉，经委员等于本年7月间亲往调查，举凡该册所录电文，所举事实昭彰，即以滥用刑狱而论，被残害有名可稽者不下八万余人”。
    盛世才获悉监察院受理新疆临时参议会控告其罪行后，向蒋介石写了求救信，说：“世才前于新疆省督办任内，为保障新疆领土，遏止政治阴谋起见，曾艰苦支持，作不得已之种种紧急措施，今监察院受理新疆省临时参议会控告，并提出弹劾，移付惩戒，其控告世才私人贪污部分，仍愿自负其责，至关公事，则望察情，秉公作主。”蒋介石并未食言当年为盛世才负责一切的承诺，1946年12月27日蒋介石对盛世才的信作了批示，并转政务官惩戒委员会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查(盛)所陈政治斗争与保卫国土不得已而作种种紧急措施，尚属实情，希即密予注意，勿加深究为要”。于是盛世才得以逃过指控。盛世才离新后，先后多次遭起诉，蒋介石每次均保护其过关，他认为盛世才卒能运用其力，将新省奉献于中央，大家要明了此旨，“顾念大体，勿再责难往事”。总之，蒋介石对盛世才并未食言。1949年盛世才随蒋介石逃往台湾，任“国防部”上将参议、“行政院”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直至1970年7月13日病死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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