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正当此项工程业已铺开的关头，建厂工作被停止了，设备供应也停止下来。参加项目的苏联专家无事可做。甚至连中方已付清货款的设备也不供应了。问题在于，恰恰在这个时候，苏联政府提出了禁止生产和试验核武器的倡议。苏方请中国支持这个倡议，然而中国一直未予答复。1959年，用于核项目的设备供货完全中断了。
     在此以后，中国专家利用苏方的图纸与设备继续自己研制原子弹。中国人很快就建立起以钱学森为首的科研所，从各高等院校最有才华的青年中挑选出成千名各行业的专家到该所工作。钱学森访问过苏联，讲过学，听过他讲座的苏联专家反映，他的专业水平非常高。苏联专家从他那里学到不少知识。在钱学森和其他中国专家的努力下，中国的核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到60年代中期就生产出核武器。
    总之，原子弹事件对于双边关系产生了极其令人痛心的消极影响。可以说，正是从此开始，中国人失去了对苏联的信任。
     第五，撤退苏联专家是另一个对双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的事件。苏联专家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的每个部委都有苏联顾问组，由总顾问领导。总顾问通常是由在苏联最有权威的人担任，往往是副部长或部务会议成员。在中国工厂里，仿照苏联的做法，都建立了工程师室和科研所，其中也有苏联专家工作。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逐渐增加。苏联专家受到中国同志的充分信任。苏联专家手中的小红本（身份证）实际上成为去任何单位的通行证。
     有一次发生了一件类似笑话的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几个年轻的苏联专家（记得他们是从鞍钢来的）到了北京，在城市中心游逛。他们出示小红本后就进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南海。他们问清毛泽东的住处后，向警卫人员出示了小红本，说他们想同毛泽东聊一聊。毛泽东最后接见了他们。后来我是从中国人那里知道此事的。当我找到这些专家谈话时，他们回答说：“怎么也未料到毛亲自见了我们”，“在谈话中，我们只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
     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时彼此间的信任程度。1950年，根据中国同志的提议，我有时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1951年我奉召回国，向斯大林汇报苏中合作协议执行的情况。在谈话中，斯大林对我说：看来，你不必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因为“这会使中国人难堪，一个受过压迫的民族对这类事是非常敏感的”。回到北京以后，我未再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但中国同志还是继续发给我政府会议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