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民国初年，蒋介石就认为在中国各省之中，能作革命根据地的，“只有两省可当选。第一是广东，……其次就要算是四川了，因为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都在任何各省之上，而四川同胞的天性，富于民族的情感，一贯的忠于主义，勇于革新，所以我们若能以四川为革命的根据地，就更能使革命早日成功。”蒋介石的这种“蜀粤并重”的思想，以后又多次向孙中山等人提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仍是以相当的注意力关注着四川的一切，对四川这个中国的重要省份，也是志在必得，只是限于长时期地与各个军阀及中国共产党进行战争，还无暇地也无力顾及四川。这种状况一直到年底才开始有彻底转变。
     1932年底至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于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不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经过辗转跋涉，他们于1933年初抵达川北陕南一带并重新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这一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不安和四川军阀的恐惧，但此时蒋介石的主要注意力是放在江西中央红军方面，还无力顾及四川，只是在舆论和财力上支持四川各个军阀对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为此，他先后任命田颂尧、刘湘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四川剿匪总司令”，令其统率所属全力围剿红四方面军，结果，田、刘二人均以惨败而告终。兵疲力乏财困、走投无路的刘湘，不得不于1934年11月13日乘轮东下，赴南京向蒋介石请示和乞援，要求国民党中央派员入川，统筹“剿匪”大计，以帮助他剿灭红军并维持自己在四川的霸主地位。刘湘的这一举动，正合蒋介石的心愿，就在双方在南京进行商洽和讨价还价之际，中央红军也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被迫进行长征并抵达湘黔边境，有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趋向。所有这些，使得全国的注意力骤然地由江西转向四川，即所谓“以前关心江西匪祸猖撅的人们，现在视线都转移到四川来了。”迫于中共主力红军入川这一现实，刘蒋双方经讨价还价，互相让步，迅速达成协议，蒋介石帮助刘湘统一四川军政并保证他在四川的霸主地位，将红军赶出四川；刘湘则同意打开关闭未启的四川门户，允许蒋介石的中央军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率别动队入川，统筹指挥督促“剿匪”事宜。12年21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四川省政府，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并授以统一四川军事、政治、经济的特权，而由贺国光、杨永泰率领的参谋团一行余人，也于1935年1月12日顺利抵达贡庆，从而开始了国民党中央势力近十年来对四川、西南的逐渐渗透和真正控制，也为蒋介石入川部署一切打下了基础。
    三、蒋介石策定四川为对日抗战的根据地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偕其高级幕僚陈诚、顾祝同、杨永泰等乘飞机由武汉飞抵重庆，从而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蒋介石这次西南之行的真正动机，首先固然在于追剿红军和统一四川及西南诸省于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控制之下，而另一方面，此行对他最终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的决策有著重要的影响。蒋介石一到重庆，就表现出与他中原、西北之行不同的态度与兴趣。3月4日，也就是抵达重庆后三天，蒋介石在出席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举行的扩大纪念周上作了他到四川后的首次公开讲演--《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在讲演中，蒋介石以大量的篇幅阐明了四川地位的重要及其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四川各界应尽的责任。他说“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我们既然有了这种优越的凭藉，不仅可以使四川建设成功为新的模范省，更可以使四川为新的基础来建设新中国。”在讲话中，蒋介石还引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谚来说明四川地位的重要及其与国家治乱的关系并以之开鞭策四川。蒋氏称“中国自古还有一句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的，其中确含有很大的意义。我提出这句话，也并不是要来责备四川同胞，乃是说明四川对于国家治乱的关系与四川同胞的责任之重要。我们无论从历史的事实来证明，或从四川在全国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四川的治乱，确可以影响全国的安危。所以要统一国家，完成革命，必须四川同胞先来负起这个责任。如果四川同胞不能负起革命责任来尽力于大命事业，我们整个革命事业，更没有完成之一日。”这里，蒋介石虽然对四川的地位十分重视并褒勉有加，但他并不是于此扰下定了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决心的。蒋氏上述的四川“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并不是针对当时的情形下说的，而是就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保路运动导致了武昌起义的成劝而言，主要是讲四川过去对国家的贡献，其目的是为了勉励四川的“各界同志”，希望他们能精诚团结，共同努力，“一致在总理主义与精神系统之下刻苦奋斗，……以担负起革命救国与复兴民族的整个责任。”这是为其督剿红军、统一四川及西南诸省作舆沦鼓动和心理导向这两个目的服务的。所以，那种认为蒋介石一到四川就确定了以四川为中华民族对日抗战根据地的观点，既有失偏颇，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尽管如此，但蒋介石一到四川，的确表现出许多与他中原、西北之行不同的地方，这首先在于他一到四川，就大张旗鼓地阐明、强调了四川对国家、对民族的重要性，并公开、明确地表明了他自己对四川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而所有这些，则是他中原、西北之行根本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