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答应把庐山送给蒋介石养老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一纲四目”中没有提到让蒋介石回住庐山的问题，而在1965年7月蒋氏父子商量条件时，却特意把“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写入六条之中。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蒋介石对庐山情有独钟。他喜欢庐山那美丽的景色和宜人的气候。在大陆时，他曾经有13年是住在庐山的。他在30年代初期，在庐山办过军官训练团。之后，他经常在庐山办公，在那里接见各方面政客和外国使节，还经常在那里召开有国民党要员参加的小型会议。1933年蒋介石出钱买下了原为英国西伊勋爵的别墅，并且对之进行了改造，增建了别墅西边的联体副房。购买庐山房屋后，蒋介石每年中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庐山的。1948年8月，蒋介石在庐山他的住所一块巨大石碑上题写了“美庐”两个字。蒋介石逃台后，整个庐山上的建筑均为国家没收，包括“美庐”，改建成中共中央的招待机关，后来中共中央又经常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
     1956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曹聚仁时对他说：我知道蒋介石很惦记他的家乡和他在大陆的一些房产，你可以到处走一走，顺便去那些地方看一看。这样，曹就在当年10月先上了庐山，在庐山住了一个星期，还专门拍摄了“美庐”的照片。他对“美庐”管理得很好表示高兴。之后，曹又去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看到蒋家祖坟保护得也很好。他回到香港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他到庐山、奉化、萧山、宁波、杭州游历的情况，同时附上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三张是“美庐”的。曹在信中详细介绍了“美庐”受到保护的情况，说：那里面的珍贵物品一样都没有少，都放在原来位置，连宋美龄用过的钢琴也放在原来的位置，餐厅里的银制餐具一样也没有少，蒋介石用过的轿子还摆在原来的房子里。当然，曹在信中也讲道，现在庐山已经归中共中央庐山管理局所有了，剧院等的名称也改了。曹怕蒋介石对此不高兴，在信的最后写道：“聚仁私见，认为庐山胜景，与人民共享，也是天下为公之至意。最高方面，当不至有介于怀？”曹在信中还说：“前年宋庆龄先生上山，曾在庐中小住。近又在整理。这些都是中共方面期待你能回到大陆，到时好请你去游山的意思。那时，你原来的别墅，正好准备你来居住。这个意思，我不能不告诉你。”曹还给蒋介石出主意说：如果能够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你回大陆的主要居住地应该是庐山。“唯情势未定，留奉化不如留庐山，请仔细酌定。”他还说，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思。而是他与中共高层共同的意思。没有想到，蒋介石看了这封信后，不仅没有介怀庐山归为中共中央管理局所有，而且十分高兴。他仔细看了三张照片，感慨万千。他让曹向毛泽东表达他的感激之意。
     不久，曹聚仁把蒋介石的态度回复给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大方地表示，如果国共第三次合作，蒋介石回大陆，庐山可以作为蒋介石养老的地方。毛泽东把这件事情记在了心里。1959年他上庐山开会时，发现工作人员正欲凿除蒋介石在石碑上写的“美庐”二字，连忙制止，让蒋介石题写的这两个字保留了下来。
     蒋介石听到曹聚仁向他转达的毛泽东的这个意思，更加感激毛泽东，同时也把这件事情记住了。在1965年拟定条件时，他特意把庐山要作为自己住所一事写了上去。
    晚年的蒋介石曾经密约毛泽东访台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系。蒋介石听到大陆方面发生一些极端的事情，对中共的疑虑更深了。1968年，他听说一些红卫兵去了他的老家溪口，炸毁了慈庵，十分气愤。他曾嘱咐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裕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是他不久又听说，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了他家在溪口的一切房产和祖坟，心里对中共高层又产生了十分感激之情。
     晚年，蒋介石经常想起他在大陆的日子，想到与大陆沟通的问题。就在他出任第五届“总统”之前的一个月，即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竟把他称为“老朋友”。这个消息在美国和香港传了很久。蒋介石注意到，毛泽东对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对毛泽东说的这句话，蒋介石思考了很久。
     此时的蒋介石十分孤立。在国际上，中共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而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则越来越小，连美国总统、日本首相也都访问了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与中共联系有些犹豫。他认为这时主动向中共提出沟通，有点近似于投降。正在蒋介石这么犹豫之时，中共方面却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在大陆，中共恢复了“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也出面发表讲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中共方面又特赦了国民党数百名战犯和特务，还给他们的一些人安排了工作，愿意去台湾或者香港的，也可任其选择。
     蒋介石得到这些消息后，心中佩服毛泽东胸怀之博大，但还是没有采取主动行动。其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沟通人选。曹聚仁已于1972年去世。
     正在这时，毛泽东却派人来了。毛泽东派的这个人，是章士钊。章士钊也是一个与国共两党上层领导人都有很深交情的人，但他长期在大陆与共产党共事，与蒋介石等当然没有联系，不过，因为他过去的资望，他到台湾来，当然会受到蒋介石的礼遇。当时章士钊已经92岁高龄，且重病在身，但他还是接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委托，愿意承担沟通两岸的任务。为了保障章先生的健康，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保姆随侍章先生左右。章先生于1973年5月乘飞机到了香港。他到香港后，就急忙找原来的各种关系，以便恢复与台湾的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和国民党方面联系上了。他当时乐观地派他的女儿章含之回北京，要她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各方面关系初步接上，他在香港顶多住三个月即可完成任务回北京。不料，章先生由于劳累，休息不好，于7月1日在香港去世。因为章先生的去世，此次的国共沟通当然就没有建立起来。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实现两岸沟通的努力。找不到合适的沟通人选，他就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方式向大陆方面打出信号。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他们两人都不能亲自到台湾访问。毛泽东找来邓小平，亲自向邓小平交待：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中说：“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他说：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因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海峡两岸的再次沟通又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