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台上，我右边坐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趁着开会的铃声还未响，我向他请教国际上社会科学的动态。他表达了对党的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谈了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看法，还意犹未尽，便顺手赠我一本《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当晚，我在人大山东团驻地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这部新作，边读边浮想翩翩，不知黎明将至。
     书从苏联的变化和西方也希望和平演变中国写起，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指出执政党要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认为理论无国界，但好的理论必须立足国情，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
     书花了很长的篇幅剖析苏联解体的原因，这正是我近10年来经常思索的问题。作者结合历史，摆事实、讲道理，很有说服力。看来，原因复杂，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位领导人，而要从信仰上、体制上找病根；也不能简单地归罪于外因，毕竟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我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曾利用各种时机向不下30位外国领导人请教过苏联解体的原因，得到的回答不少于30种，涉及上层腐败、信仰异化、言行不一、法制不健全、经济体制僵化、贫富悬殊、改革太急、与美争霸失利等等。有的回答具体而微妙，说只因苏联不像中国那样有邓小平。一位多次访问过苏联的美国前国务卿还说，苏联聪明的官员不比美国少，但苏共领导人拥有的超豪华轿车和别墅比美国总统多。这本书给出的回答涵盖了所有以上内容，并且做了认真梳理。
     书中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动力。信仰不是说教。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依然自觉自愿、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才叫信仰。马克思本人就是榜样。他两次拒绝德国当局的高官引诱，长期忍受贫困生活，3个孩子死于贫病，写《资本论》得到的稿酬勉强够买烟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