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门南、宣武门北，复兴门东，这三处被设定为防空警戒点，外围挖设了防空壕，由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日夜看守。同时，天安门广场周边13处制高点，也由一师单独划出两个警卫营，负责警戒控制工作；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则担负起了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的贴身警卫工作。
     而在防空三角区以内，由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担任安保工作。根据参加广场游行和阅兵队伍的集结和分流方向设定：一中队负责鼓楼大街、四中队负责六部口，其余二、三、五中队都布置在天安门广场。
     这些工作，自然都是严格保密的。广场公安警卫部署图，当时只印了四张，分别发给了四个人，他们是：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大队长吕展；大队党委书记、政委刘福；大队副政委骆骥和副大队长李明。此外，纠察总队下面的政治保卫队，任务一直不变：对特定控制对象，进行严密监视，如有不轨，坚决处理。
     任务分工明确之后，真家伙登场了，就是为了开国大典的安保工作，专门从苏联进口的探雷器。确切一点儿说，应该算作金属探测器。顺着前端探测盘接出来的电线，连接在耳机上，耳机里听到嗡嗡声是正常的，而如果耳机不响了，就证明下面有金属。
     开国大典之前，战士和干警们每天都要用探雷器，对天安门城楼进行逐段扫描。而就是在9月30日这天，公安中央纵队还真的在城楼上铺设的两块苇席下面，扫出了一个炸药包。由此可见，当时的安全形势有多么严峻。
     从10月1日凌晨5点开始，整个天安门广场中心地带，东至劳动人民文化宫，西至中山公园，南到前门箭楼全部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过。眼看一切就绪，城楼上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是谁呢？来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他是专门来视察天安门城楼警卫工作，听取安保汇报的。在纠察总队大队长吕展和副政委骆骥的陪同下，周总理走遍了城楼的每一个角落，休息室、观礼台，甚至是厕所都去了。事无巨细，问得清清楚楚。
     从城楼下来，走到金水桥的时候，周总理又指着两座观礼台问道：“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上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骆骥回答说：“报告总理，搭好之后，从警卫师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按照总理的指示，公安纵队和纠察总队的战士们，又对城楼上的死角进行了彻底检查。等到检查完毕，天已经放亮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如期顺利举行。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第一次会议举办地点也就是中南海颐年堂。
     作为公安部的首任部长，罗瑞卿心里清楚：圆满完成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安保工作，只是在新政权建立后，公安战线做出的第一项成就。今后的道路，光荣但同时必定艰巨而漫长。
     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是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之后，全力推进的第一项要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和北平这座城市的安全。而与此同时，公安部的机构设置和机关组建，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之中。
     1949年7月8日和7月29日，周恩来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和总理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的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那么接下来，罗瑞卿最紧迫的工作是什么呢？要人。
     公安部筹建之初，干部，尤其是作为骨干的高级干部奇缺。为此，罗瑞卿报告中央军委，请求调军级干部五十名到公安部工作。对于这个请求，毛泽东没有批准。他对罗瑞卿说：你的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要五十名军级干部，我一个也不给。你要学南方人插秧，不要学北方人播麦子。用干部要少而精，不要一下子调许多人。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复，在筹建公安部的机构和人员配备上，罗瑞卿是力求精干。当然，毛主席不会真的一个军级干部都不给。
     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同意，公安部设立政治保卫、经济保卫、治安行政、边防保卫、武装保卫、人事六个局及办公厅。除政治保卫局局长，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兼任以外，其他五局一厅的负责人，由一、二、三、四野战军调配军级干部担任。另外还从华北补训兵团、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苏南公学以及各地党委系统中，抽调出一批骨干和青年知识分子组建起精干有力的公安部。
     1949年10月15日，根据中央的部署，公安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对当时全国的敌情作了分析和估计，并确定了公安机关的总任务和建国初期的工作方针。
     那么，公安机关的总任务是什么呢？罗瑞卿讲得很清楚：战争结束以后，国内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就是隐蔽斗争。同拿枪的敌人的斗争结束了，就得向不拿枪的或不公开拿枪的敌人作斗争。
     这次会议历时半个月，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会见了与会人员并分别作了重要指示。其中，周恩来总理在10月30日与公安代表座谈时所讲的一番话，成为了至今公安工作的信条：
     “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负担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你天天要用的。”
     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周总理的话，不仅指出了全体公安人员担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同时也显示出了中央对与公安工作的高度重视。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这项命令发布后，军委公安部即行撤销，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北京东堂子胡同49号曾是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安部成立后，就是在这儿开始正式办公的。
     新干部们来自四面八方，对于新工作的认知水平自然也就参差不齐。尤其是一批从军队转业到公安机关的同志，一时还分不清新旧警察的区别，认为当警察不光荣，会被人看不起，总想着回部队去。
     对于这样的想法，罗瑞卿自然了解，他这个公安部长，当年也是经过毛主席说服教育之后，才接受任命的啊。那么，怎样才能转变同志们的态度呢？
     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一座三层小楼，解放前是北平银行行会的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北平市军管会把这个地方移交给公安部使用。就在这里，1949年11月5日，罗瑞卿主持召开了公安部成立大会。他先是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然后就提出了要求：“进了公安门，死了埋在公安坟，干一辈子公安工作。”
     在罗瑞卿的带动下，许多新干部和刚加入公安部的年轻同志们都转变了自己的想法，积极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安保事业中，新中国成立时期进入到公安战线的老同志们，有许多人如今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在公安战线上所做出的每一项贡献，都是我们在和平年代，所不能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