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大跃进”为“大发展”
     1958年2月18日，《解放军报》刊载由彭德怀审定的《元帅与士兵的愿望》一文。这篇文章原稿中，有多处提到各条战线上已兴起的“大跃进”，和展望未来、继续“大跃进”的前景。彭总在审阅时，把“大跃进”均改为“大发展”。
     彭总之所以这样改，是他对“跃进”一词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反映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辩证法三个规律（对立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中，量与质互变的体现，是量的积累、渐进过程的中断，产生质变的飞跃。“跃进”与“飞跃”涵义相近似。中国工农业建设和生产力的提高虽然日益加速，但仍是量的积累发展过程，远未达到质的飞跃。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其中有：“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
     在宣传“大跃进”方面，《解放军报》是落后于《人民日报》的。早在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就农业发展纲要40条修正草案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其中明确提出“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1月13日，又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进一步提到：“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
     毛泽东对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极为欣赏，他在看后说：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强调“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
     3月8日至26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除继续批判“反冒进”外，中心议题是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来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红旗”。
     正因为如此，在这次成都会议上，彭德怀就自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在国内一系列事件和形势发展上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作了自我批评和检讨，在小范围交心会上的发言提纲手稿上写着：“回想10余年前，有惭愧感，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不是同床异梦，也不是一见如故，而是在两者之间。”从这次会后，他的思想“跟”上来了，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在北戴河会议上，他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大跃进”形势欢欣鼓舞。九十月到东北视察时，对“大跃进”形势深信不疑。但11月到西北甘肃视察后又开始疑虑，12月到湖南农村了解后，现实情况使他思想上苦闷不安，以致1959年7月他在庐山会议上进言上书，其后果众所周知。
    彭德怀在军用文书、公务文书上，咬文嚼字，煞费苦心，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遗墨、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