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霸霸(历史研习社著名声优)，本文首发网易历史频道
    电影《胭脂扣》里有一个情节，如花要和十二少殉情，二人喝完酒松弛情绪以后，如花自己吃了一勺鸦片膏以后也喂十二少吃了一勺，药效很快发作，两个人抱在一起，口吐黑血不省人事了。

鸦片中毒会不会让人口吐黑血?我们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戏剧套路，但我们知道，鸦片的主要起效成分是吗啡，过量的吗啡麻痹了人的呼吸中枢，致人死亡。电影中有个细节，是如花与十二少吞鸦片之前都喝了酒，他们喝酒，一是为了壮胆，还有一个原因，是鸦片在佐酒之后药效更快。

自杀的方法那么多，为什么大家都爱选吞鸦片自尽呢?仅仅是因为毒物就在手边易于获得吗?这只是原因之一，大家选鸦片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用它自杀的“用户体验”特别好。
    内服鸦片过量之后，人会产生一种迷幻感，能够在昏昏欲睡的情况下停止呼吸，尤其是佐酒服用，效果更佳，比其他的自杀方法温柔一些，受的痛苦小、发作的速度快，在美好的梦境之中登上极乐净土，实乃居家自杀之良品。
    所以清末时许多人将它当做自杀的首选，比如溥仪生母瓜尔佳氏、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定远”管带刘步蟾，都是服用鸦片自尽的。

罂粟花：中国人种植了上千年
    很多人觉得鸦片是帝国主义在晚清输入中国的殖民侵略产品，其实不然。我们说到鸦片，肯定绕不开罂粟的种植和普及，《唐本草》中所记载的底野迦，便是一种西戎传入的、由罂粟所制的复方药品，但这样的舶来品，并不能与罂粟甚至是鸦片画上等号。
    早在七世纪末、八世纪初，罂粟便已在我国形成小范围的种植，等到九世纪，汉中与成都盆地已经开始种植罂粟，诗人雍陶就有诗云：“行过险栈出褒斜，出尽平川似到家。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
    米囊花是罂粟花的别名，诗人是成都人，他途径褒斜到达汉中，看见罂粟花，产生了一种到家的亲切感。晚唐时的《江南杂题三十首》中也有“碧抽书带草,红节米囊花”的句子，由此可知，此时江南已开始种植罂粟。
    但此时，罂粟只是作为观赏花盛开在大家的视野中，盛唐时期的《千金方》与唐末宋初的《颅囟经》中，并无关于罂粟的记载，咱们可以推论出，当时的医家，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罂粟的医用价值。

北宋时期，罂粟的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扩大，老百姓充分地发扬了能好怎的优良品质，将罂粟苗入菜、罂粟籽用于充饥，熬成的“佛粥”可以调养肺胃。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就曾写过《种药苗两首·种罂粟》：“筑室城西，中有图书。窗户之余，松竹扶疏。拔棘开畦，以毓嘉蔬。畦夫告予，罂粟可储。罂小如罂，粟细如粟。与麦皆种，与祭皆熟。苗堪春菜，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养肺胃。三年杜门，莫适往还。幽人衲僧，相对忘言。饮之一杯，失笑欣然。我来颍川，如游卢山。”
    鸦片：一种神奇的药物
    到了南宋，罂粟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扩大，老百姓们在不断地应用中，摸索出了朴素却实用的信息，等到金元时期，罂粟在医疗上的适用范围扩大了许多，除了用于肺胃疾病以外，还开始应用于咳嗽、痢疾等顽症，并用以解金石之毒。

明朝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就罂粟的食用与炮制方法皆有记载：“罂粟秋种冬生，嫩苗做蔬食甚佳。叶如白苣，三、四月抽薹结青苞，花开则苞脱。花凡四瓣，大如盏，罂在花中，鬚蕊裹之。花开三日即谢，而罂在茎头……中有白米极细，可煮粥和饭食。水研滤浆，同绿豆粉作腐食尤佳，亦可取油。其壳入药甚多，而本草不载，乃知古人不用之也。”
    “阿芙蓉(即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晨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
    也正是在明朝，鸦片作为“其价与黄金等”的西方国家商品，被输入了中国。此时的鸦片还是珍贵的药物，但因为广泛的应用范围，埋下了滥用的隐患。
    从药物到毒物
    爪哇人将烟草与鸦片掺在一起吸食，发明了鸦片烟，此方法由荷兰人传入中国，吸食鸦片烟，康熙末年时在福建沿海、台湾变成了一种流行风气，雍正二年，一位参与镇压台湾朱一贵起义的官员给雍正上了折子，痛陈鸦片烟之害。
    待到雍正七年，清廷第一次颁布了第一道查禁自己的臣民贩卖鸦片烟的命令——《兴贩鸦片及开设烟馆之条例》：“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二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讯口地方文武各官，及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雍正朝禁的是“鸦片烟”，而不是鸦片。鸦片烟是鸦片膏与烟草的混合物，是抽吸消遣之物，而鸦片是作为药物被医家和百姓们运用在疾病的诊治中。
    二者的应用看似泾渭分明，但到了乾隆中后期，单纯吸食鸦片方法的发明，鸦片膏承袭了“鸦片烟”之名，和“鸦片烟馆”一起，慢慢渗入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自此，鸦片彻底从药品沦为了毒品。上海开埠以后，烟馆也紧跟着经济的繁荣的脚步，林立起来，当时“抽吸鸦片点灯所用之油，沪上日需二三十篓”，可见其风靡程度。
    鸦片烟：农民的消遣
    尽管在明清时期，鸦片作为昂贵的药品被进口，但它并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大多数人都以为，鸦片作为帝国主义榨取中国白银的一条捷径，贻害的只是社会中的富裕阶层，让他们散尽家财只为吞云吐雾之间的逍遥快活，这个观点失之偏颇。
    我们经常在社会版块里见过不少以贩养吸的犯罪分子，他们是毒品的消费者、也是销售者，但在民国，很多有吸食鸦片的习惯农民，是种植罂粟的烟农。

毒祸最严重的，当属罂粟的大产地甘肃，《甘肃民声》中记载到：“一进甘肃的交界，那真好像入了云雾了。一个小小的村庄，十家之内有八家总是云烟缭绕，一家之内，老子有老子的灯，儿子有儿子的灯，媳妇有媳妇的灯，听差有听差的灯。一家商店里上自掌柜职员，下至工匠学徒都各有各的灯，所以凡是西北的男女老幼，大部分都总会吞云吐雾。”
    这与鸦片的药理作用有关。当时的医疗条件极为落后，乡镇居民不懂医理，鸦片对胃肠疾病、肺系疾病如胃病、痢疾、肠炎、咳嗽、哮喘等病的症状有一定缓解作用，在缺医少药又广泛种植罂粟的甘肃来说，鸦片自然成了屡试不爽的灵药。
    且当时的社会活动缺乏、百姓文化水平有限，精神无所寄托，吸食鸦片自然是打发时间消遣的好路子。

女旅行家林鹏侠谈到此问题时，“尝问土人：‘尔一辈贫寒至此，何尚不知鸦片之害?’据言：‘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尔’”。可见窘迫的生计刺激了农民的种植欲望。
    鸦片的毒害虽然被很多人所认知，社会也有了戒烟的意识，但就连戒烟的场所，也被利用做鸦片经营所。1915年至1928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关东州取消了个人经营鸦片的特许制度，在宏济善堂内设立了戒烟部——此前的宏济善堂本与鸦片贩卖毫无关系，日本人将鸦片经营业务放进中国人开设的慈善机构，借戒烟之名行贩毒之实，捞取大量利润的同时，拖垮了中国民众的健康。
    参考文献：
    王宏斌：《罂粟传入中国及其在古代的医药价值析论》
    尚季芳：《民国时期甘肃鸦片吸食状况及成因论述》
    尚季芳：《双重贫困——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成因析论》
    赵朗：《“以毒养战”：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实施的鸦片战略——以在辽宁的鸦片走私活动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