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10月，乌泰又以“旗界山林作抵”，从俄国东清铁路公司秘密借得一年期贷款9万卢布。借款到期后，乌泰无法偿还，只好提出以该旗的牲畜作抵押，但东清铁路公司拒绝接受，并向清政府提出交涉。于是，乌泰向外国借款的秘密暴露，成为中俄两国之间的外交事件。
     清政府派员调查，乌泰不得不将两次贷款的经过全盘托出，请求官方救助。据统计，乌泰此时共欠俄国的债务折合白银38万两。清政府为巩固国家主权，决定由国家替乌泰垫还外债，以根绝俄国人的阴谋诡计。清廷官员与俄方代表交涉了两个多月，乌泰也向俄方表示，所欠的是私债，而抵押的土地、山林均是国家疆土及全旗公共财产，政府如果不承认，一切印据均无效，如不同意由政府代偿，此债将永无还清之日。俄方最后只得同意。
     随后，乌泰与清政府的大清银行签订了为期10年的40万两（后改为30万两）借款合同，用以偿还清政府代为偿还的俄债等借款，清政府还下令免去乌泰所欠北京各钱庄的债务。但此后，科右前旗地局的收租权、采矿权和出卖荒地的价款，均为大清银行提留还债。乌泰本人及王府上下，每年除乌泰的1500两的俸银外，另给2000两白银作为日用。乌泰虽然表面上承认这样的条件，“为敝王计，至优极渥，实深钦佩……异常感激”，实际却对财政权力被剥夺，以及因此产生的经济拮据，内心充满怨恨。
    响应外蒙公开叛乱
     就在乌泰对清政府积怨日深，本旗财政面临完全破产又无以为计之际，中原大地发生了一场从未有的变革--辛亥革命。就在南北对峙、民主共和与封建专制相互较量之际，在沙俄的指使策动下，以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为首的民族分裂分子，乘国内政局动荡之机，悍然宣布独立，成立“蒙古国”，并向内蒙古各旗宣示，号召归顺。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王朝，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内蒙古的封建王公面对国内政局的变动和外蒙独立的形势，无不心怀忐忑。身处困境的乌泰认为这正是摆脱逆境千载难逢的时机。1912年初，他决定响应外蒙的呼唤，宣布独立，公开叛乱。乌泰一方面派人潜赴外蒙联络，请求外蒙和沙俄的支持援助，一方面在本旗及周围各旗煽动蛊惑，挑唆民族仇恨，号召蒙民起事，驱逐汉人。为号召更多不明真相的百姓，他还特别唆使本旗地位最高的活佛葛根，号召全旗的喇嘛响应起事并鼓动百姓参加。
     乌泰的阴谋活动很快被洮南知府得知，报告了奉天（今辽宁沈阳）都督赵尔巽，并派官员赴王府劝说。乌泰见事已败露，遂决定立即发动叛乱，企图“险中求胜”。
     从1912年8月8日到20日，乌泰接连发布文告，宣告“本旗二十万人结为一体，毫无退志，共愿趋向库伦”；并命令“各户良马快枪赶速备齐”，“驱逐本旗府县民官，保固疆土”。8月20日，乌泰在葛根庙正式宣布科右前旗独立，发布《东蒙古独立宣言》：“……共和实有害于蒙古，今库伦皇帝派员劝导加盟，并由俄国供给武器弹药，兹宣告独立，与中国永绝。”
     乌泰将欺骗胁迫而来的3000多人分为三路：中路命锡勒图喇嘛为元帅，由王府出发，直取洮南（今吉林洮南）；左路命葛根喇嘛为元帅，从葛根庙今科右前旗草根庙镇境内陶赖图山脚下出发，进攻靖安（白城子，今毛乌素沙漠的边缘，古匈奴人建的国都）；右路以嘎钦喇嘛为统领，攻取突泉并夹攻洮南。
     北京民国政府接到有关乌泰叛乱活动的报告十分震惊，担心稍一处置不当，会因此酿成整个内蒙古的大乱，所以最初的处理极为谨慎。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初，袁世凯对蒙古王公采取的是安抚的政策，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一系列优待蒙旗王公的条例，加封晋级了很多王公。乌泰公开叛乱以后，北京政府认为“若再隐忍，势必牵涉全盟，即（东）三省亦无宁日”，命令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都督派员到各旗劝导，如不听劝导，“可以兵力剿办”。
     在乌泰蠢蠢欲动之时，奉天省都督赵尔巽就及时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奉天（沈阳）设军事统帅部，命驻辽源（郑家屯）的奉天后路巡防队统领吴俊升速率所部驰赴洮南前线。同时，黑龙江都督宋小赚率兵警戒嫩江沿岸并进击科右后旗；吉林都督陈昭常从伯都出兵截击沙俄可能派出的援军。此外，还从新民屯附近驻军抽调步炮兵4个营与第21镇的骑兵旅配合，警戒辽河地区，并向郑家屯前进待命。
    吴俊升成功平叛
     吴俊升，字兴权，1863年生，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人。幼年随父落户奉天（今沈阳）郑家屯。后投身军界，官至奉天巡防营后路统领，驻防郑家屯。乌泰将叛军进攻的重点放在洮南府和镇东县城，因为这两个地方不仅位居要冲，而且是当地的政治经济中心。赵尔巽将平叛的重任压在了吴俊升的肩上。8月20日乌泰公开叛乱以后，吴俊升本来想带领他的马炮各队从靖安出发西行，直攻叛军的要地葛根庙。但就在他率军离开洮南之后，叛军却首先攻占了镇东县城。吴军若继续孤军深入，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洮南知府欧阳朝华飞请吴俊升星夜回洮，以救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