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交涉被误解“亲日”
    从1937年到1940年，在与女儿分别的这3年里，张自忠的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到若干年后，张廉云才知道，在这三年中，父亲的人生是如此的跌宕起伏。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发生了两件事：4月，时任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的张自忠率冀察国外旅行团访问日本；7月28日，张自忠奉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等职留守北平，这两件事当时曾经引起舆论对张自忠产生了很大的误解，甚至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曾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将“亲日”的张自忠“明正典刑”。对此，张廉云首次对本刊详述其中的来龙去脉：
     1935年，二十九军进驻冀察平津。之后，日本人一方面不断地在华北地区挑起事端，一方面又邀请冀察当局派员访日。“1937年4月，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派我父亲率河北省保安司令张允荣、二十九军三十七师旅长何基沣等军政官员访问日本，我和哥哥、堂哥、堂妹也随团到了日本。台湾历史学家李云汉教授对我父亲的日本之行进行过认真研究，结果在中日双方的材料中均找不出张自忠访日时有任何有失体面或有亏职守的记载。”张廉云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张自忠还兼任天津市市长，除掌管军务外并负责对日交涉。1937年7月8日清晨，日军悍然向驻守卢沟桥和宛平城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发动攻击，此时“父亲正因病在北平家中休养，当时宋哲元军长尚在山东老家，父亲就抱病与日军进行交涉。”
     日军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7月26日发生了“广安门事件”（1937年7月26日下午，约500名日军借口保护侨民企图强行进入北平，在广安门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日军以此作为向二十九军再次进攻的借口），日军向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宋哲元军长严词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并通电全国，表明了“自卫守土”的决心。
    奉命留守北平被斥“汉奸”
     1937年7月28日凌晨，日军从北平南北两个方向对二十九军发动了全面进攻。二十九军在南苑作战失利，赵登禹、佟麟阁两将军殉国。
     “下午，宋哲元军长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最后作出决定，宋军长奉蒋介石电令移驻保定坐镇指挥，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北平城内仅留下独立二十七旅和独立三十九旅维持治安。宋军长命我父亲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长。”
     张廉云说，“我父亲本不愿留在北平，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但在宋军长的一再坚持之下，我父亲最终同意留在北平‘维持十日’。”当晚，张自忠致电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表示，“‘我等受国大恩，不为不重，现在为我辈报国之日，兄负责保守北平，后事已有遗嘱交舍弟亮忱（张自明）主持，天津由弟负责指挥，津郊部队及保安队负责守备，不惜一切牺牲，与敌周旋。’”
     1937年，7月29日下午，张自忠先后到冀察政委会和北平市政府就职，并召开会议，研究北平的治安、金融和粮食问题。在留守北平期间，张自忠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安葬，对没来得及撤离的二十九军官兵眷属则派员予以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留守北平的张自忠成为众矢之的。报纸上称他“张逆自忠”，“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甚至称他是“华北特号汉奸”。
     在南京街头上，还贴出了张自忠搂抱着日本女人的漫画，攻击、侮辱张自忠的标语。而在北平，张自忠亲笔写下的布告“各安生业，勿相惊扰”也成为泄愤的对象。熟知这段历史的张廉云说：“老百姓一看布告有张自忠的名字就撕。”
     1937年7月31日，留守北平的独立第三十九旅被日军包围缴械。张自忠命令剩余部队迅速突围，“父亲也试图率手枪队离开北平，但刚出德胜门便遭日军截击，只得返回城内。”8月5日，张自忠便致函冀察政委会常委，声明“辞去代理职务”，随即住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就这样，父亲在北平共维持了八日。”
     “后来在美国友人福开森、美国商人甘先生、天津商人赵子青等朋友们的安排下，父亲于9月上旬秘密离开北平到了天津，隐居在一位英国朋友家中”。
    在天津，张自忠见到弟弟张自明。张自明看到的哥哥由于“持续多日的疾病折磨，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已经是疲惫不堪。”
    为躲避战乱和叔叔一家从北平搬到了天津的张廉云，至今回忆起当日的情景记忆犹新， “他穿着便装戴着礼帽，看上去很是消瘦。以前在北平，父亲每次回家，家里都特别热闹，笑啊，说啊，可那个晚上家里十分严肃，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父亲把我母亲和叔叔叫到一边，说以后有事就找叔叔商量。临别时，父亲又给我们几个堂姐妹每人一点钱，说：‘这些作为以后你们结婚时的嫁妆费。实际上，他这就是在安排后事了。’”
     坐了一会儿等到天全黑了的时候，张自忠动身南下，“他穿上长袍。戴上帽子，走了，默默地走了。弄堂里住着别的人家，我们都不敢送他……我并不知道，这一别竟是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