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爱思想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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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太平天国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体制，所以这实际上成为对洪秀全在现世权力来源(合法性)的潜在挑战。因此，这种政治上的君(洪)臣(杨)关系和宗教上的父(杨)子(洪)间的矛盾，使洪、杨关系一直十分微妙，为以后的分裂埋下伏笔。
    太平天国的理想不能说不真诚，但实践的结果却不能不与自己的理想恰相反对。按照一种人工设计的社会模式来建构社会是危险的，设计得越细，危险性越大。
    “太平天国”是中国、可能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造反起义，在短短几年内就席卷大江南北，定都“天京”，强烈震撼了大清王朝，几乎将其推翻。但如此浩大轰烈的运动，最终仍然失败，当然原因多多，但最根本的还是其自身迅速、严重的腐败。
    内讧
    从 1850 年“金田起义”起，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大败清军，不久就攻占武汉三镇，随后沿江挥师东下，在1853年3月攻克向有虎踞龙盘之称的南京，并在此定都，改称“天京”。
    定都天京之后，虽然太平军的北伐失利，但其他军事行动却胜仗连连，尤其是 1856 年春夏，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在江西，太平军控制了全省 52 个州府 ;在湖北，西征将士保卫武汉，打退清军一次次围攻 ; 更重要的是在天京外围，太平军先后击溃长期直接威胁天京的敌“江北”、“江南”两个大营，天京终于解围。
    但就在这时，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的权力之争终于爆发，发展到血洗天京的地步。“天京内讧”使太平天国由盛转衰，成为它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洪杨矛盾由来已久，与太平天国“政教合一”的体制有极大关系。洪秀全早年自视极高、抱负极大，但偏偏屡试不中，在失意、仿徨、痛苦和憎恨中在 1843 年与冯云山等创立“拜上帝会”。洪秀全从一些基督教小册子中得到启示，认为只有创造万物、主宰一切的上帝是唯一真神，其他一切人们所崇拜的对象都是“邪魔”，必须斩尽杀绝。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稣之弟，受上帝之命下凡“斩邪留正”。不久，他与冯云山来到偏僻的广西山区传教，信者甚众，准备发动起义。
    但就在紧张准备起义之时，冯云山却在1848 年初被捕，洪秀全急忙奔走营救。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会众发生混乱，面临分裂瓦解。这时，以烧炭为业的杨秀清急中生智，利用当地流行的代鬼传话习俗，忽然口哑耳聋，不吃不睡，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怒责动摇分子，要广大会众遵守天父之命跟“万国之主”洪秀全斩妖杀魔。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以天威神力稳定了众心，对维系拜上帝会组织起了重要作用。

*杨秀清
    洪秀全营救冯云山归来后，肯定了杨秀清在关键时刻挽救拜上帝会的功绩，承认他“代天父传言”的合法性，承认他受天父特差下凡的地位。这样，太平天国就出现了“一朝二主”的现象。在政治上，洪秀全是天王，是一国之主，位极人臣，称“万岁”;杨秀清是东王，位于洪下，称“九千岁”，洪、杨是君臣关系。但在宗教神权上，洪只是皇上帝次子，而杨却是皇上帝(天父)的代言人，在神权上杨秀清的地位反高于洪秀全，实际剥夺了洪秀全是上帝在人间唯一代表的资格。由于太平天国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体制，所以这实际上成为对洪秀全在现世权力来源(合法性)的潜在挑战。因此，这种政治上的君(洪)臣(杨)关系和宗教上的父(杨)子(洪)间的矛盾，使洪、杨关系一直十分微妙，为以后的分裂埋下伏笔。
    1856 年 8 月，天京外围敌人威胁解除不久，实权在握的东王杨秀清又假托天父下凡，将天王洪秀全召到东王府，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只得答应。
    这样，潜伏已久的洪杨矛盾不能不迅速激化。面对杨的步步紧逼，洪秀全急忙密诏正在江西作战的北王韦昌辉、在丹阳作战的顶天侯秦日纲立即率部回京诛杀杨秀清。9 月 1 日深夜，韦昌辉率精兵3000赶回天京包围东王府，冲入卧室，将熟睡中的杨秀清杀死。而后血洗东王府，天京城内一片恐怖。
    正在湖北战场的冀王石达开听说天京内讧急忙赶回，想要制止韦、秦滥杀。但此时韦昌辉已杀红了眼，不但不听规劝，反而要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慌忙逃出天京，结果，韦昌辉将石达开留在天京的家属满门抄斩。逃出天京后，石达开从湖北调回所部4万精兵攻入天京，斩杀韦昌辉、秦日纲。
    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成为众望所归、辅佐朝政的理想人物。但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事变之后，洪秀全对人更加猜忌，只重用洪氏兄弟，处处防备、排挤、打击、限制石达开。石达开忍无可忍，最后率大批精锐部队出走，6年后终在大渡河被清军围歼。天京内讧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而且，“天父”“天兄”自相残杀，神话开始受到质疑，信念开始破灭，太平天国的基础开始动摇，预示着以后的失败。
    腐败
    “龙廷”还未坐稳，“自家兄弟”就如此互相屠戮，当非偶然，而是腐败空前所致。在封建社会，反抗统治者压迫的农民战争当然是正义的，但最终却不可能建立一个超越封建专制的特殊政权。太平天国也不例外，早在 1851 年 3 月，金田起义不久，洪秀全就登基称天王，年末在永安下诏分封五王。在洪秀全旨准颁行的《幼学诗》充满“生杀由天子”，“王独操威柄”的帝王思想。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皇权专制、等级制度更是恶性发展。
    到了后期，洪秀全不顾汹汹群情，给无功、无才、无德的洪氏族人大肆封王，引起他人强烈不满，互相攀比，纷纷要求封王。结果，后来总共封了270多“王”，形成了一个极其强大的特权阶层，大大加重了平民百姓的负担。
    太平天国的封建等级之森严，也是史所罕见。早在永安建制时就明确规定“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严”，君臣上下之间称呼、服饰、舆马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违者要受到严惩。官员朝见天王时必须下跪三呼万岁，见王爵则要下跪三呼千岁。天王出行乘六十四人抬大轿，东王乘四十八人抬大轿，连基层小官两司马也乘四人抬轿。诸王出行有盛大的仪仗队，所有官民都必须回避或跪道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倘有继续步行者则斩无赦，一些高官也因此受到严惩。
    自天王以下，王与各级官员的生活也非常腐化，刚刚入城一个月，敌人威胁还未解除，就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天王府。天王府以原两江总督署为基础，向外扩展 10 里，每天征用万余民工，拆毁民房万余间。宫中金碧辉煌，重殿叠宇，象征九重天庭。金龙殿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光彩夺目。宫中珍宝无数，在外征战的太平军将领一直源源不断将各种奇珍异宝运到天王府。天王所用王冠、浴盆、夜壶等许多器皿俱以金造。东王府也同样富丽堂皇，尤其是所藏珍宝，竟超过了天王府。直到后期，大兴土木之风一直未息，如忠王李秀成驻在苏州，一直与敌紧张作战，但忠王府之豪华也令人叹止，据说仅次于天王府。直到苏州城破前夕仍一直动工，连后来进占苏州的李鸿章都惊叹“真如神仙窟”、“平生所未见之境也”。其他各王都纷纷修造白己的王府，驻在外地诸王在天京都另建有王府，如李秀成、陈玉成都在天京建有王府。
    封建帝王的后妃制度也为太平天国所继承，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永安建制时，洪秀全就有 36 个“王娘”，到天京后有 8 个“王娘”，经常挑选民间秀女入宫，连 9 岁的幼主洪天贵也分了 4 个“幼娘娘”，诸王过生日都要选送美女。与高官的淫欲无度、耽于女色相反，太平天国对下层和百姓实行的却是严格的禁欲政策，家庭被解散，夫妻分住男行女行，只有经过允许，才能过“夫妻生活”，否则要受到严惩。
    “军事共产主义”
    与领导人的严重腐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太平天国在所占地区实行的却是一种近于严酷的统治管理，其特点是把军事化组织管理模式推广到民间、社会，其社会结构是以军事组织为核心的军事、政治和社会一元化。
    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武职官员，在县以下的地方，其基层组织单位是“两”，每 25 家为一“两”，由“两司马”管理。两司马之上设有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监军、总制等官职，总制管一郡，相当于清朝统治时期的府。一个县约分五军，一军 13156 家，每家出一人为伍卒，组成一军，寓兵于农，“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 ; 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由于土地归公，所以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除留口粮外，一切都要上缴，由两司马支配，甚至农民的生活也要受两司马的监督和支配。这种政策遭到农民强烈抵制，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天朝田亩制度》
    在所控城市，太平天国更是强令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散家庭。如进入武昌后，就把居民按性别年龄分馆居住，开始以 10 人为一馆，后来以 25 人为一馆，有专人管理。定都天京后，完全废除私有制，按性别把居民分别编入男馆女馆男营女营，夫妻不得同居，居民原来的财物全部没收归“圣库”，生活必需品由圣库按定额供给。60 岁以上老人和 16 岁以下儿童入“牌尾馆”，男性青壮年则住“牌面馆”，其任务除参加战斗外还从事体力劳动，有手工业技能者进入诸营与百工衙，天茶衙、豆腐衙、酱人衙……在监管之下从事集体生产劳动，产品不经过市场交换直接入圣库分配，生产者除按定额分配的吃、穿外也别无报酬。按照“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一切私营商业资本全被没收，个体小商贩也不例外，“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经商所获利润全部上缴圣库，商业实际被完全废除。女馆则不分年龄，在监管之下参加各种诸如抬砖运瓦、收割拾柴一类的劳动，善女红者则编入锦秀营。丈夫到女馆探妻只能在离门数步之外问答，而且声音必须洪亮，让大家都听见，以防说“私房话”。
    这种把社会变成“大兵营”的做法完全违背常理，遭到各式各样的抵抗，生产受到破坏，物质极度匿乏，粮荒日益严重。为保证这些政策的贯彻实行，执政者只能用重典施严刑，把苛刑重罚作为治国基本手段，结果是滥施刑罚，人人自危。
    太平天国的理想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主有所运用”，“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要实现这种理想，只能承认要有一个至高无上、公正无私、洞察一切的“上主”来“分配”，这种公正、平等，实际却是更不公正更不平等，因为“主权者”不受任何监督制约，有权任意“运用”圣库的公共财产，这必然要走向腐败。在那种没有任何私人财产的“兵营”式社会中，个人最基本的生存用品都完全依赖权力者分配，因此没有任何自由，社会没有活力，更没有创造性，而且，军事化社会的等级更加鲜明、森严。
    太平天国的理想不能说不真诚，但实践的结果却不能不与自己的理想恰相反对。按照一种人工设计的社会模式来建构社会是危险的，设计得越细，危险性越大——《天朝田亩制度》明文规定每户只能养 5 只母鸡、两头母猪。在人类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乌托邦实验确实罕见，或许，这便是大平天国更深远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