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同盟促美改变对台政策
     杜鲁门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弃台声明”，目的就是要在中苏之间插入楔子，防止两国缔结联盟。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对此非常清楚，所以频频向毛泽东示好，不仅指示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退出安理会，甚至被迫接受了中方关于中苏条约有关协定的草案。
     同样，毛泽东为了表明与苏联友好、一致的政治立场，也做出了一系列敌视美国的举动，如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驳斥艾奇逊的宣言，动手处理美国经济合作署在华物资，并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在华军营等等。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并公开发表。艾奇逊主张的政治基础因中苏结盟而告消失，他的对台政策在国内备受攻击。蒋介石则敏感地预言：“美国远东军事不能不重新部署”。
     中苏结盟后，美国明显加强了对中国动向的监视。驻亚洲的情报机构不断报告，苏联空军的飞机已经进入中国沿海机场，中共军队在东南沿海“屯兵百万”准备攻打台湾；“鉴于苏联对中共的广泛援助，国民党政府成功防御台湾的可能性很小”。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正在受到苏联“利用中共”发起的“新的、有力的挑战”。
    面对美苏全面对抗的态势，杜鲁门频频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各军部参谋长会面，一项新的远东政策开始酝酿并逐渐成熟起来。
     其实，美国军方从一开始就没有理会国务院的对台政策。中苏同盟条约公布以后，美国军人的立场更加强硬，特别是1950年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第68号文件（NSC68），从根本上动摇了白宫刚刚确定的对台政策。
     NSC68号文件对美国改变对台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它提出“全面、无差别遏制”的概念，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任何威胁到美国安全利益的地区，进行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遏制，并以此作为美国长期的战略选择。
     该文件不仅大大加重了遏制政策的军事化色彩，而且在地理上把遏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欧亚大陆。文件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加上南亚、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为苏联进一步入侵提供了跳板”和“扩张的很好机会”，“远东局势进一步恶化”。无论如何，“苏联控制欧亚大陆的潜力，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都不能为美国所接受”，美国必须制止苏联的扩张，担负起保卫自由世界的任务。
     文件甚至断定，苏联很可能在美苏对抗中的所谓“松软地带”采取军事冒险行动。面对苏联的战略扩张态势，美国必须全面遏制，因为“自由阵营的任何一处失守，都将意味着自由阵营的全线受挫”。
     NSC68号文件的形成，标志美国一个新的战略思考和设计体系建构完毕。很明显，遏制中国就是遏制苏联，阻挠中共解放台湾，已经成为防止台湾成为苏联远东战略势力的重要一环。
     从4月至6月，美国国防部不断有人提议推翻杜鲁门1月5日声明的政策，尽一切力量保住台湾。理由就是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苏联已经接管了共产党中国”。6月9日，约翰逊甚至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出动美国军队阻止对台湾的进攻”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6月14日，麦克阿瑟在一份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中说，台湾是美国从阿留申群岛至菲律宾的远东防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如果发生战争，美国能否守住防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是否在友好或中立政权手中。麦克阿瑟再次将台湾比作不沉的航空母舰，认为台湾的最终命运取决于美国，归属问题应重新考虑，美国应采取断然措施，不让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
     麦克阿瑟把这份“保台意见书”交给了来东京访问的约翰逊和布莱德雷。6月24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天，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带着这份“保台意见书”离开东京回国。临行前，约翰逊甚至向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表示了对台湾实行军援的“恳切”态度和决心。
     至此，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已经完全转向。一旦合适的机会和条件出现，新的方针和政策就会应运而生。这个机会和条件可能是毛泽东攻打台湾，可能是金日成进攻南朝鲜，也可能是中共军队越过边界支援越共对法作战。
    实际情况是，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