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申辩，索尔仁尼琴被捕入狱，关押在集中营，接踵而来的是八年劳改、继续流放。
     1950年5月，索尔仁尼琴与另一位名叫帕宁的在押犯人，因不合作而遭到惩罚。他们乘坐监狱的运输货车，15个人呆在原本只能呆8人的无窗、不透气的车厢里，穿过西伯利亚，来到哈萨克斯坦北部边远的劳改营。
     这里每日的劳动艰苦而残酷。在雨水、泥浆或刺骨的寒风中步行至工地，一天两次接受搜身。犯人在这里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号码缝在胸前、帽子和裤腿上。
     犯人每月休息三天，早上和晚上排队等来的只是一块500克的黑面包和飘着一两片烂菜叶的稀汤，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使大批劳改犯死于非命。
     1952年1月，恶劣的集中营生活使索尔仁尼琴的右侧腹股沟中长了肿瘤。因为他身份特殊，拖了很长时间未能医治，当他在绝望中等待死神来临时，劳改营医院终于决定帮他治疗，使他躲过一劫。
    赫鲁晓夫亲批准其处女作发表
     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公开批判，政治形势发生转变，一些在押和流放“犯人”被释放，索尔仁尼琴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垦荒地归来，定居梁赞市，终于有了安定的生活。他一边在一所名为基洛夫的地方中学教授数学和物理，一边从事文学创作。稳定踏实的生活一时让索尔仁尼琴难以适应，他仿佛还生活在劳改营的幻影中，感到自己的“命运之神好像正在某处游荡”，他一时还不能习惯自己独立作出决定。一个多月后，他确信眼前的安定并非梦境，开始与《新世界》杂志打交道，向编辑推荐自己的处女作品——描写劳改营生活的短篇小说《854号劳改犯》。
     编辑安娜·萨莫依诺夫娜拿起手稿读了几句后，敏锐地嗅到小说中异样的味道。当晚，她把手稿偷偷带回家，在夜深人静时一口气读完，她被小说的内容深深打动了，小说很快在几位编辑手中传阅，最后，送到《新世界》的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手里。作为杂志的最高领导者，这位总编兼诗人更开明，也选择了晚间阅读小说。读完第一遍，又重读第二遍。当他深吸一口气合上手稿时，天已经亮了。
     阅读手稿的那一夜，特瓦尔多夫斯基感到无比幸福。他拿着小说跑到朋友那里，摆酒庆贺新发现，他“像一个淘金者那样狂热，激动到浑身发抖”。
     51岁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召见了这位新人，他像一个贴心的朋友一样，提出了两条中肯的意见。第一，建议把短篇小说改称为中篇小说，这样“分量更重”；第二，《854号劳改犯》这个题目会影响小说的发表。经过商议，将中篇小说更名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此时，赫鲁晓夫正在揭批斯大林的错误。这为小说的发表扫清了障碍。接过特瓦尔多夫斯基呈上的小说，赫鲁晓夫不禁眼前一亮，亲自批示小说发表。
    1962年11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问世，立刻引发强烈反响。索尔仁尼琴在短时间内名声大振，一炮走红。
    “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
     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从清晨五点钟主人公伊凡在劳改营中醒来，到熄灯后躺在床上进入梦乡，索尔仁尼琴将劳改营中普普通通的一日生活呈现在读者眼前。在劳改营中，伊凡仔细地用白布头包着一小块攒下的面包，有了白布头的包裹，面包屑就不致掉下来。这块面包一直揣在他的两件衣服底下，带着他的体温。
     伊凡对面包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的吃法是细嚼慢咽，用舌头吮，“含在嘴里细细地嚼，这块又黑又潮的面包还有一股香味儿哩”。最终，伊凡在进入梦乡以前，躺在床上回忆自己这一天的生活，因为有了一点点的收获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那点收获在常人眼里看来根本是磨难！索尔仁尼琴用这种乐观的笔调描摹劳改营的生活。主人公在苦难的地狱中努力为自己找到天堂的感觉，令人心酸和震撼。“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索尔仁尼琴不仅像圣徒一样承受了命运的一次次严峻的考验，还以深刻的思想和远见卓识、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罪感意识”、炽烈的爱国情怀成为时代的“先知”，感召着一代代知识分子。
    处女作发表后有人称赞索尔仁尼琴，已经攀上了文学高峰，其实，好戏才刚刚开始……
     正当人们将羡慕或是嫉妒的目光投向索尔仁尼琴时，作家却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1964年10月，索尔仁尼琴的推崇者——赫鲁晓夫下台。江山易主，文坛也改变了“风向”。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遭到公开批判。此后，他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另译作《癌病房》）、《第一圈》都未通过苏联当局出版许可，无奈之下均在法国发表。1968年，压缩成580页的《第一圈》英文版问世，而俄文版直至90年代才得以出版；1970年，《癌症楼》俄文版出版于巴黎。两部作品一经问世，立刻获得了国际性声誉。
     小说《癌病房》的主人公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脖子右侧突然冒出一个“可恶的肿瘤”，而且一天比一天大，不过幸好“外面还包着洁白完好的皮肤”。他简直无法相信这样的灾难会降落在他这个“无忧无虑、幸福顺遂”的人头上。心中的焦虑，对现状的不满一泻而出。主人公的癌病，也是作家心中的癌患——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也可视作整个国家的患处、弊病。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活了，没有因癌患死去，这正是作家的期望。索尔仁尼琴希望医好的，不仅是人的癌病，更是国家的病患。
    随后，让作家享有更高声誉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完成，微缩手稿偷运出境， 1973年12月在巴黎出版。
     看似一个地理名称的“古拉格”，其实是俄文缩写词（ГУЛаг）的音译，其展开可译为“劳改营主管处”，即小说中的主要描写对象。索尔仁尼琴详细描述了自己在“劳改营”里的服刑过程，并将“劳改营”喻为“一个个与当代文明相隔绝的个体，并在苏联的土地上构成了颇具规模的集中营体系”。自1929年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间，至少有1400万人被囚禁于“古拉格”，直至1960年前后才得以释放。“劳改营”中的律法蹊跷，31种刑罚轮番上阵，无辜者被安上各种罪名，接受从身体到心理的“全面”摧残：一位厂长因开会时停止鼓掌而被判了十年劳改，一位裁缝因为把针扎在印有国家领导人照片的报纸上而被捕……
     “古拉格”里有强管连、强管棚、强管区、惩隔室等。什么情况下要关惩隔室？“不中长官的意，招呼打得不合规矩，没有及时起床，没有及时躺下，点名时迟到，走的不是那条路，穿得不合规矩，抽烟不是地方，在工棚里放多余的东西”，被“发现与女人在一起”等等，都要受到惩隔。犯人“自残”，则要关一年的惩隔室，并且不给治疗！
     惩隔室有时是长满苔藓的原木箱笼，有时则是个地坑。冬天零下30度的酷寒下，惩隔室不生炉子，窗户小得可怜，被关进去的第3、6、9天才有吃的，但也只能吃二、三百克黑面包和烂菜叶汤。可想而知他们若想活下来简直比登天还难。
     《古拉格群岛》的全球销量超过3000万本，使索尔仁尼琴成为唯一登上西方畅销排行榜的苏联作家。苏联的极权政治也因此遭到极大打击，这使得索氏的个人命运再度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