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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征前期非战斗减员的情况，肖锋和陈伯钧的日记中都有不少记载。肖锋在1934年11月8日的日记中说：“战士报告，彭营长不见了。他是湘南宜章人，乡土观念重，据分析是回家了。他和我关系还好，昨晚把三千元苏区票子给我，我还以为他是交党费的，没想到他要回家。怪我太不警惕，未能挽救他。”（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1月16日的日记：“一路五名新兵开了小差。机枪连扩红八名，掉队四名。”而陈伯钧日记中这样的记载也不少，如1934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说：“是夜因渡河组织仍不十分严密，秩序较乱，所以三十七团落伍仍然不少。这几天开小差的全师计三十三名，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陈伯钧日记（193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0月31日的日记说：“这几日逃跑现象最为严重，前后计三四十名。”11月5日的日记称：“近来落伍人员太多，有真正失去联络的，有借故掉队的，不一而足，对我之行军计划真是莫大障碍。”11月6日记载：“昨日各部逃亡现象极为严重，特别是第三十八团有两名竟拖枪投敌。昨晚，由陈云同志负责检查了一下，认为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对反革命斗争不深入，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均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等。”11月11日又载：“（第三十七团）一营代营长李发长政治动摇，有反革命企图，决定撤职逮捕送保卫局。” 可见，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一路开小差、逃亡等非战斗减员占了一定的比例。对于这样的问题，有关长征史的著述很少提及，其实，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正如肖锋日记所言：“工农分子来当兵，是拿着脑袋搞革命。”革命高潮时，投身革命队伍并不是一件困难之事，当革命遇到挫折时，一些人经不住严峻考验，也属情理之中。红军战士多是刚刚扔下农具的农民，农民有着极重的乡士观念，红军长征离开根据地后意味着离家远了，一些人脱离红军队伍也就难以避免了。于是，肖锋在其日记写下了这样的感言：“搞革命真不容易，有的人吃不得苦，有的人一心牵挂父母妻儿，这些人就干不了革命。”正因如此，那些始终留在革命队伍中，走完了漫漫征途的红军指战员，和那些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更加值得后人尊敬。 减员的同时，各部队也采取各种方式动员沿途工农群众参加红军。这一点，肖锋日记中有许多的记载。如肖锋在1934年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湖南人民比较了解红军的处境，地方党很体会红军遇到的困难。这几天每到一地，群众积极支援红军战斗，许多工农踊跃当红军，每个连都扩大了新战士。”此外，据杨尚昆回忆，红三军团占领宜章县城后，“扩大红军四五百人”。（《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部队都有扩红任务，也不是所有的部队都能扩到红，而肖锋所在部队属于前锋，扩红相对容易一些。尽管如此，整个中央红军一路上扩红的数量不会太少，所以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减员人数恐怕就不是学术界统计出来的2.2万人，或者说湘江战役时中央红军的总兵力恐怕要多于6.4万人。因为这两个数字都没有包括沿途扩红的人数。 在革命遇到困难时，沿途有如此多的劳苦群众参加红军，恰恰说明红军是正义之师，是劳苦群众自己的队伍。这也是中国革命虽屡遭挫折，但革命队伍最终不断壮大的根本原因。不须说，沿途参加红军的“多数是没吃没穿的苦孩子”。（《肖锋日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