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
    今天上午，沉重、悠长的钟声回荡在南开大学上空。

今年是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也是南开“校殇”80周年。80年前的今天，日军飞机、大炮对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进行轰炸;随后，日军闯入校园纵火。南开学校化为焦土，一时间，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南开大学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第一所被日寇毁掠并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
    今天上午，几十名南开师生校友聚会于南开大学校钟前，鸣钟明志。校钟先鸣7响，后鸣28响，代表铭记7·28校殇日。

南开校友项玉朗诵诗歌《一句亏欠南开人八十年的道歉》，诗中写道：“我们回顾历史，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时刻铭记这份惨痛的教训，愈发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平与民族复兴”。大家还齐唱南开校歌、咏唱南开传统啦啦词，表达爱国、爱校之情。

南开系列学校创始人张伯苓嫡孙张元龙在发言中说，南开大学是最早发现、揭露并最积极参与粉碎日本侵华野心的高校之一，因此遭日军报复毁校，时至今日，日本政府并未反思，也没有对南开道歉与赔偿。历史的责任落到了当代南开人的肩上，大家要学习南开先贤刚毅坚卓的品格，把南开爱国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抚今追昔，铭记历史，警示后人，今天，让我们回忆那段艰难的岁月。
    南开大学——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第一所被日寇毁掠并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

20世纪30年代，诞生于五四大潮之中的南开大学经过十几年的建设，总体发展是蒸蒸日上的，因此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评价为“私立学校之中成绩卓著者”。但是，这一良好势头被日寇的侵华战争和对南开的野蛮轰炸所破坏。
    抗战烽火中的南开大学

作为始建于1919年的中国首所私立大学，有着多年抗日爱国传统的南开大学早已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作为日本“中国驻屯军”(因驻扎华北，通常被人们称为“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的天津日益危急。7月12日，日军强行占领天津总站(今北站)、东站，紧接着又占领了东局子飞机场和西站等军事、交通要地。7月下旬，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到达中国，做好了向北平、天津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准备。迫于形势，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等人果断决定进行疏散，仅留部分师生护校，同时紧急整理图书仪器运往租界。但由于受到日军阻拦，装车备运的全校90%的物资中，仅有一半被运出。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入天津
    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正在江西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国是谈话会。他在会上发言说：“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7月29日凌晨1时(亦即许多老南开人回忆的28日夜)，驻防天津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38师一部和保安队，在日军主力集中进攻北平之际，向海光寺日本兵营、火车站、东局子机场及市区日租界等处发起进攻，这也是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大规模主动出击，史称“天津抗战”、“天津大出击”。激战中，日军炮弹不断落到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园内，这是南开大学遭受的首轮炮击。
    当日下午2时半，日军又派出数十架飞机，集中对天津市政府、铁路总站(今北站)、东车站(今天津站)、电话局、邮务总局及南开大学共六个目标进行狂轰滥炸。据粗略统计，仅中国抗日官兵阵亡者就达两千多人，市民伤亡更是无法统计，无家可归的难民达10万人以上。
    实施重点轰炸前，日军还无耻地向中外记者公开宣布要炸毁南开大学。美国记者爱波斯坦(I.Epstein)在1940年3月译成中文出版的《人民之战》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幕：
    雅致的受有英国教育的队长说：“先生们，今天我们要轰炸南开大学。”
    外国记者同声而问“为什么!”
    “先生们，因为暴乱的中国人在这儿保有队伍。”
    一个记者说：“没有，当我今早在那儿的时候，一点也没有看到。”
    “但是该建筑是很坚固的。它们很适于防守。中国人将利用它们。”
    “你怎么知道?”——报人是鲁莽的及不客气的。
    “假如我是中国长官，我就要利用它们。”队长说，略为有点乱。
    “但是，这又有何理由去轰炸一个世界闻名的教育机关呢?”
    “先生们，南开大学是反日的基础。我们必需毁掉一切反日的基础。”
    “你是什么意思?”
    “南开学生是反日的，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常常找我们的麻烦。”
    “但是，队长，学校里是没有学生的。现在是暑假了，那地方是荒凉的。”
    队长真的发怒了。他说：“先生们，我是一个军人，我通知你们，今天我们要捣毁南开大学。它是反日的基础，一切中国的大学都是反日的基础。”
    爱波斯坦如是记录了记者会后日军对南开大学的暴行：“日本人炸了南开。他们的飞机一队队的飞过它，飞得很低几乎能够把炸弹放在校舍上。宏伟的图书馆以及它所有的典藏与其他的建筑一同毁掉了。当轰炸完成后，日本人带了稻草与火油来，把所有没有炸完的地方放火烧掉。这是他们对于学生运动的报复。”
    30日午后，日军继续从海光寺方向炮击南开大学。下午3时许，日军百余名骑兵和数辆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校园，到处纵火。据中央通讯社报道：“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

被日军炸毁的秀山堂残迹

中弹之后的思源堂

马蹄湖畔被轰炸焚毁的木斋图书馆
    这场劫难，使南开大学损失惨重，教学楼、图书馆、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大部毁于一旦，仪器设备被破坏殆尽，珍贵的图书典籍和成套的外文期刊遭洗劫一空，重达一万三千余斤刻有《金刚经》全文的校钟亦被劫掠。据统计，仅财产损失就相当于当时全国高校全部战争损失的十分之一。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亦惨遭轰炸波及。

被日寇劫掠的南开大学校钟

被日寇炸毁的南开中学，满目疮痍，一片狼藉

1997年建设翔宇楼开挖地基时发现的侵华日军炸弹
    当年的校钟系德国克虏伯工厂制造，原是为庆祝李鸿章寿辰而制作的纪念钟。1904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英军曾将该钟取走作日常用钟。八国联军向天津交还政权后，大钟移至海光寺，后海光寺赠与南开大学作为校钟。战后学校多方查索校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致函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商震将军在日本几个掠夺物品集中地搜寻，但都杳渺无音。校钟终难逃被毁的厄运。
    1997年7月，为铭记南开园被侵华日军炸毁60周年的惨痛历史，学校决定重铸校钟。新校钟重达3000公斤。钟高1.937米，寓意要师生员工牢记1937年日军炸毁南开。钟的正面是“南开”两个大字。钟上文字由著名书法家康殷先生书写，左面是校歌，中间是校训，右面铸有校钟铭文：七七事变，仇寇肆狂;毁我校园，景钟云亡……莘莘学子，济济堂堂;允公允能，蹈励发扬;日新月异，科教腾骧;猗欤南开，宏业无疆。

日军炮击南开园时，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正在秀山堂办公室内，一颗炮弹从屋顶直穿到地窖，幸未爆炸。
    时任理学院院长杨石先回忆：“28日夜里1点钟，海光寺的日本兵营开始向南方开炮，后来炮火离我们学校愈来愈近，我们为了避难，曾黑夜坐了小船预备到附近青龙潭一带躲躲，谁知船经日本飞机场时被日军发现，一个日军小飞机紧跟着我们的船飞行，船里人怕飞机扫射，都跳下水去爬到岸上，四、五人一堆的在稻田里躲着，这样一直到第二天7点才回校，而飞机也跟着飞来了。当人们回校后在检点校舍各处有没有损失时，飞机上又丢下来一个红旗，海光寺的炮火又重新开始射击。就在当日午前从日本兵营开来了几辆小的坦克及汽车，装了若干箱煤油，开入校内，把图书馆余下的书都搬走之后，就用煤油烧了图书馆。我们当时站在马场道一所五层高楼上看，看着自己的图书馆在燃烧。14年的心血就让日帝付之一炬，这幕惨痛的情景使我永不能忘记。”
    傅佑同出生于天津教育世家，其父傅恩龄先生曾任张伯苓校长的秘书、南开大学总务长、西南联大外语系教授，是周恩来在日留学的伙伴。1937年夏，傅老从南开小学毕业，刚考上南开中学的他没等到开学，日军的炸弹就粉碎了南开的宁静和他青春的梦想。“日机飞得并不高，站在地上能看见驾驶员，炸弹相当于两个手榴弹大。当时仿佛有无形力量保护，炸弹怎么也投不到楼上，有的投在了电线杆旁边，有的还没炸。相比之下，南开大学毁得比较严重。”

日本随军画师冈本正二坐在思源堂的水泥栏杆上，其侧后背景为秀山堂和芝琴楼残迹
    南开大学被炸毁的7月30日下午，张伯苓在南京接受《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31日中午，蒋介石宴请张伯苓、胡适、梅贻琦等人。在午后谈话时，张伯苓表示：“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建一个南开。”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当场表态：“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就在南开被毁不久的这年8月，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驾驶轰炸机由江西吉安奉命赴抗日前线作战，中途飞机失事，不幸牺牲，年仅26岁。张伯苓听闻噩耗，默然许久，缓缓说道：“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张锡祜在战机前留影
    1937年7月31日，媒体发表社评《南开精神》，赞曰：“62岁的老人，34年经营的学府，一朝毁灭，而所表现的态度，乃‘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这就是南开的精神。”10月17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短评《祝南开》，文谓：“凶残的敌人，毁了旧南开校舍，却更发扬了新南开精神。南开其实是因祸得福，失去了几栋校舍，却得了教育救国的真髓。”1939年1月10日，周恩来应邀出席南开校友总会在重庆举行的聚餐会，即席发表讲话称：“南开传统的精神为抗日与民主，为苦干、实干与穷干……望各校友发扬此种可贵的南开精神，为抗战建国而努力。”
    日军为何公然炸毁南开?

日军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炸毁南开这座国内外著名的高等学府?时任南开大学斋务负责人郭屏藩1944年在南开学校40周年校庆特刊上撰文指出：“吾常听朋友们批评日本于天津事变时，将第一炮用在南大，不是军部昏愚，就是参谋不智。朋友误矣!日本人是以小聪明著名的，况侵略专家，算盘岂能打错。他们对于吾等明查暗算，是丝毫不苟的。吾们之一举一动，他们都有详细记载。据说日本领事馆内，尚为我们专设着一科。他们知道‘亲善’、‘威吓’、‘吗啡’等政策，在吾们身上既行不通，而吾们之反侵略、爱国家、重实行之一贯作风，又正触犯他们之忌恨，所以在平时他们就不断的宣传南大是反日机关的总部……南大‘七二九’之被炸，无疑是敌人之预谋，与‘九一八’沈阳事变、珍珠港暗袭同是一套把戏。吾们校产被毁了，人被逼而走了，他们以为目的已达。那知这团火又转在沙坪坝等处燃起，火不能克火之道理，奈敌人中所称为支那通者尚不明白。敬告东邻：吾们奋斗预备40年了，七年相拼，只不过一场序幕耳!”
    日本侵略者在《亚细亚月刊》1938年4月号《文化就是战线》专稿中无耻宣称：“天津南开大学的被毁坏，是第一步。”“南开非炸掉不可。”日本学者石岛纪之在1984年为纪念“九一八”事变53周年而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一书中也坦率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难以描述的苦难。首先日本军飞机突然袭击民众。早在1937年7月29日，日本轰炸机连续4小时轰炸了天津，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这是因为日本军认为南开大学是抗日运动的据点。”“大部分空袭都以无防备的城市为对象，特别是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招致了国际舆论的谴责。”
    南开的物质虽然被毁
    但爱国精神却愈益彰显

南开大学被毁后，学校大部分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陆续撤离天津，分赴各地参加抗日。其他师生大都辗转南下，加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又奉命迁往昆明，两个月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滇办学历时八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却能以“刚毅坚卓”之精神，“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为国家、民族培养复兴之才，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示意图(最上线路为徒步行进线路，中间线路为乘车线路，最下线路为出海线路)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南联大投笔从戎、参加抗战的师生员工数以千计。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由校志委员会纂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就有832人，实际还不止这些数字。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有295人，绝大多数未列入题名。两者相加共1100多人，约占总人数的14%，即每100位同学中，就有14人曾经投笔从戎，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生命。
    南开在联大三校中虽办学规模最小，但也有很多学生投笔从戎，包括1935年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申泮文，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机电工程系、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黄仁宇，1940年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的查良铮(笔名穆旦)，以及1935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1938年壮烈殉国的何懋勋烈士。
    抗战胜利后，1947年1月，在南京的南开校友为张伯苓一行举办茶会，召集人唐际清在致辞中说：“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3月，张伯苓回到天津，南开校友杜建时也向他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伯苓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西南联大校门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南开师生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了爱国爱群、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自强不息、愈挫愈进的奋斗精神，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进取精神。这既是伟大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在南开的具体体现，也是南开大学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8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南开园被侵略者炸毁的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