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感动，许崇德教授没有一句责备的话。
    那是13年前的事了。2004年2月19日，午夜12点，我仍在报社忙碌，为抢发一条重要新闻，心急火燎。
    香港回归7年来，一直不平静。有一股在英国占领者长期哺育下、自称“民主派”的势力，不断寻衅闹事，打着“民主”旗号，煽动群众游行，要求立即实行一人一票直接选举行政长官与全体立法会议员，企图乱中夺权。
    2003年，这些势力的核心人物，举行“七一”游行，叫嚷中央无需过问香港民主进程。12月11日，美国驻港总领事祁俊文(James R. Keith)声称，香港应推行全面普选。18日，英国外交部次官韦明浩(Bill Rammell)说，英国赞成2007、2008年全面普选行政长官与立法会。
    在英、美势力撑腰下，“民主派”又策动2004年元旦游行，再次鼓吹“还政于民”，表明其政治目的是在香港建立反共基地，进而以西式民主改造整个中国。
    针对这种形势，新华社于2月19日重新发表邓小平1984年关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重要讲话，以正本清源。
    午夜电话采访
    午夜时分，我心怀忐忑，拨打许崇德家庭电话。许崇德是新中国宪法学奠基人之一，也是新中国宪法制定的重要见证人，参加过1954年宪法起草辅助工作，全程参与1982年宪法修改。1985年，他参加起草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982年11月，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在京西玉泉山合影。后排左四为许崇德)
    电话铃响了许久，许崇德才接听。我赶忙致歉：“许老，真抱歉，把您吵醒了!”听我说明缘由，老人没有一句责备的话，欣然接受电话专访。
    许崇德指出：“香港政制发展专责小组访京后，重温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含义及爱国者标准，很有必要，便于广大香港市民对此有正确认识，不会被某些事情误导。”
    “邓小平理论思想代表整个领导集体，代表全体中国人民意志和利益。香港政制一定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一旦越轨，就可能把事情搞坏、搞乱。从现在实际情况看，香港有一部分人的言论行为，说明他们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思想并不十分了解。因此，中央有重新提出学习‘一国两制’理论思想的必要。”

(1985年，彭真委员长(右)授予许崇德《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任命书》)
    许崇德评价，邓小平于1984年发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讲话，有很高远见。“他说的话不一定解决当时的问题，却能估计到将来香港可能发生的情况，把一些设想都估计进去了，可立于不败之地。今天发生的事情很遗憾，当时邓小平已经预料到了。
    “我读过《邓小平文选》，有的地方说爱国者为主体来组成政府，有的地方说爱国爱港的人来治理香港，提法有一些出入，根据当时谈话对象有所不同。但是，总的精神全部是强调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所谓主体，是指能起主导作用，起决定作用，掌握局面。主流派掌握全局。”

这位权威专家话锋一转：“当然，爱国者以外人士不是一个也没有，往往实际情况不是清一色。爱国者以外人士，只要不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反对香港稳定繁荣，仍然是我们的团结对象。像目前的特区政府、立法会，不属于主体的一个也没有吗?可能不是。邓小平讲话也包含宽容在里头。”
    当我提及香港有舆论认为，界定“爱国者”应该有一个客观标准，不是中央说“爱国”就是“爱国”。对此，许崇德反问：“中央说了不算，要听谁的?难道要听李柱铭的?”
    他接着说：“爱国者标准由邓小平提出，是比较科学的。不要求赞成社会主义，只要尊重自己民族，拥护祖国统一，拥护香港回归，不损害香港繁荣稳定。爱国者标准很宽泛，目的在于将大多数香港市民团结起来。”
    邓小平讲话重新播发后，有人认为20年前讲话，今天已经过时。为此，许崇德撰写《邓小平理论永放光芒》署名文章，由新华社发稿，《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于三月一日同时刊登。香港各家媒体亦予登载。

(许崇德自书诗《列席全国人大目睹香港基本法通过有感》，1990年4月4日作)
    许崇德在文中阐述邓小平四个主要论点：“一国两制”，一国是前提。若无一国，也就不会有两制;两制不能等量齐观，社会主义是主体;香港不宜照搬西方民主制度;普选未必能保证爱国者治港。文章笔锋犀利，批评一些现象，并未直接指名道姓。
    许崇德文章一出，刺痛香港少数人神经。“民主派”除扣一顶“许崇德破坏一国两制”帽子外，实在理屈词穷。不过，他们还有另外一手。
    顶风浪赴香港
    关于“民主派”行动，许崇德是在北京读到一张香港报纸才得知。该报称：3月2日，梁国雄、古思尧率领“四五行动”一批人，气势汹汹涌到新华社香港分社门口捣乱闹事。
    这帮人扯起“许崇德含血喷人，恐吓民心可耻!”横幅，梁国雄还当众宣读《致新华社的信》，把许崇德文章说成是“抹黑”香港民众争取全面普选与还政于民的要求。
    “民主派”举起打上叉的许崇德复印照片，事完后扔在地上用脚跺踩。以梁国雄为首的“四五运动”一伙，为扩大影响，在闹事之前向各媒体散发“采访通知”，邀请记者采访“抗议示威”。此次拙劣表演持续约四十分钟，引来不少围观者。
    隔了些时，这伙人又往尖沙咀举行抗议示威，除了拉横幅、呼口号外，再次将打上叉的许崇德图片及标语，贴在新世界中心门外。对于这种恶意人身攻击，当时许崇德并未做出任何反应。
    3月14日，许崇德应邀赴香港，一下飞机就被大群记者包围。十五日，在会展中心举行“基本法颁布十四周年”纪念会上，行政长官董建华致辞后，许崇德发表演说，主旨是阐明香港今日已经得到150年来从未有过的民主，并劝导港人不要在条件尚未成熟情况下，急忙催促普选。
    许崇德借机现身说法：“民主，是个动人的名词。但民主有真假之分。你们应注意必须要真民主，不要假民主。要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民主，而不要那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
    “你们可能还不晓得他们的民主是什么味道。我可已经尝到过一丁点苦头了。我只是发了篇短文，就惹恼了这帮人，又是标语，又是口号，斥我‘含血喷人’，骂我‘可耻’，还公然在我相片上打叉。”
    许崇德厉声说：“这是民主吗?这是专政!他们不是口口声声讲人权吗?而我为什么没有人权?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写作自由?香港新华社为什么没有出版自由?我的肖像权、人格权、名誉权又在哪里?现在他们还没有掌权呢，就如此欺侮人，将来真要是由这帮人掌权的话，那你们不知道要吃多大的苦头!”霎时间，台下听众报以雷鸣掌声。
    许崇德返京后不久，3月26日，又一次接受我的专访。他说：“前一段时间，对香港政制发展问题，香港各方面的人、包括内地学者，大家在理解上有分歧，争论不休。对《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如何解释，大家也有各种看法。人大释法不是修改《基本法》，而是进一步说明《基本法》，目的是为了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统一到共识。”

当我问人大将对《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附件二第三条如何解释时，许崇德回答：“委员长目前只是提出议程。针对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各种人的不同看法，到底按照什么办，全国人大常委会还要开会讨论，统一意见，然后公布内容。只有等到开会后，我们才能知道具体解释内容。”
    他强调：“人大有解释法律的权力，这是《宪法》规定。人大一旦释法，就具有法律效力，大家都要统一遵守，就不必吵了。”
    2004年4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释法，通过关于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解释，并明确表示在基本法框架下修改选举条例建议，必须得到人大支持。四月二十六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决，于2007年行政长官选举及2008年立法会选举中实行普选。
    “四大护法”之一
    香港回归之初，偷渡活动频仍，大批内地所生港人子女涌入。对此，香港临时立法会修订《入境条例》予以遏制。某些非法入境者，以权利被剥夺为由提出诉讼，向法院状告香港政府，官司一直打到终审法院。
    1999年1月，终审法院做出判决，撤销临时立法会对《入境条例》的修订，悍然宣布：香港终审法院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
    判词一经公布，许崇德与内地三位法学家邵天任、萧蔚云、吴建璠一起，义正辞严地发表谈话，《人民日报》于2月8日整版刊登，激起舆论界轰动，被港人称为“四大护法”之一。
    许崇德指出，“我国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如果认为香港的法院可以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决定和其他行为行使司法审查权，那是同国家的宪法制度根本抵触的。香港法院作为地方行政区域的司法机关，既不能审查中央的法律和决定，也不能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做出任何挑战。”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合照)
    一片批评声中，2月5日，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认为终审法院判决“对于保障基本法内‘高度自治’的原则，确定香港法治及司法独立的精神意义重大。”2月9日，大律师公会再次发表声明，支持终审法院在居港权案件中的判决，并认为有关批评“均出于对判词的错误理解。”
    2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美国强烈支持香港的法治及司法。”声明又称，终审法院裁决“是法治及司法独立，这个香港赖以繁荣稳定要素的重要例子。”“裁决同时显示出‘一国两制’在实际上如何执行。任何损害法院权威企图，将受到美国及许多其他在香港有利益的政府所关注。”
    香港陷入回归以来一场政治纷争，特区政府于2月12日，派遣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赴北京，与许崇德等四位法学家进行座谈。2月24日，特区政府律政司向终审法院提出申请，请求终审法院就居留权案所做出裁定中，涉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部分做出澄清。
    2月26日，终审法院最终表明：特区法院的司法管辖权来自基本法，基本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所行使的基本法解释权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

(2007年7月1日，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许崇德在驻港部队阅兵庆典)
    时至今日，“四大护法”均离开人间。许崇德亦于2014年3月逝世。去世前3个月，他发表最后一篇文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文中指出，香港政治制度不是“三权分立”，也不能以此为标准判断是否民主，按照《基本法》与《宪法》规定，中央决定香港的政制。某些敌对势力与《基本法》精神背道而驰，罔顾《基本法》规定，对香港另有定位，“即香港是对中国内地进行和平演变的基础”，并实质性地在思想、行动上一以贯之，漠视香港的法律地位，更任意扭曲中央与特区的关系。
    许崇德指出，研究港澳，必须先搞清楚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其中又以香港为甚。对待香港法律地位问题的不同看法，绝不仅是一个简单理论概念之争，也是严肃政治斗争，具有“长期性、尖锐性与复杂性”。他提醒研究港澳问题学者，尤其要警惕以“民主”为幌子，肆意歪曲特区法律地位的言行。

(2010年5月26日，许崇德(左)应邀赴澳门主讲“新形势下的依法施政”)
    “学而言宪”六十载，许崇德笔耕不辍，建树颇丰，堪称学者典范。他亦是一位慈爱宽厚的长者，午夜惊扰，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使我至今感动，更感动于他那颗爱国爱港之心。
    有料这部专题片为什么在香港这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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