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内政外交成果可圈可点。在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科学总结取得的成就，对于统一思想、凝神聚气，特别是对制定下一个五年发展规划，清晰未来努力方向和发展路径，在已有成绩基础上奋力前行，十分必要。
    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的生态变化既显著又带有根本性。
    来源 |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杂志2017年7月上
    作者 | 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教授公方彬
    01党内：政治生态在优化

政治生态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状况与政治发展环境的总概括，是党风、政风的集中表现，其核心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政治规矩与工作作风问题。因为这些内容和要素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中，故而成为生长状态。
    信仰在政治生态中处于核心地位，信仰信念缺失导致的是很大一批党员领导干部走向颓废，沉溺于声色犬马，权力寻租。由此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弱化了高级领导干部的人格力量。
    正因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打铁还须自身硬”，从严治党、从严治“官”。具体策略可概括为“上树信仰、中立价值坐标、下划红线”。由于措施得当，推进有力，有效遏制了党风政风下滑局面，进而形成政治生态向好趋势。
    “上树信仰”
    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突出强调共产党人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明确提出“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员精神上的‘钙’”，“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实际行动让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
    为了激发和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信仰，一系列党内法规和重大政治活动都把信仰信念突出出来，比如，十八届六中全会出台的《准则》，较之1980年版本，最大的变化就是第一部分内容的调整。前者首先讲的是理想信念，后者首先强调的是方针政策。虽然从根本上解决党员领导干部的信仰信念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就此走上正轨确信无疑。
    “中立价值坐标”
    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着力打造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乃至所有政府官员都应确立的核心价值观与行为准则。这方面建设的重要性不亚于信仰大厦，因为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真正解决官员的精神世界的问题，或者说没有为官员解决好精神和物质的平衡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时期，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一个阶段很有成果，但进入执政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面对各种思潮的影响和冲击，没有实现自我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着力建构的价值系统、引领的价值追求，着眼点和着力点在于澄清模糊认识，尤其是从本体和本源性发出追问，这就是“当官为什么，当官做什么”，并把这种追问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相结合，努力实现根本突破。
    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一旦进入党员领导干部的灵魂深处，一种具有内生逻辑基础的精神力量就会产生出来，再不是外部强制性灌输，而是自省和觉悟，持久性力量就会产生。制度设计才能获得更为坚实的基础，权力才能回归本位，党员领导干部行为上的自觉由此得已形成。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精神和价值系统建设过程中，坚持了党的“以上率下”“率先垂范”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遵循了社会规律和民族文化传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有令而不行”。
    “八项规定”拉开了制度和规矩建设的序幕，这其中内含着价值坐标和价值追求。至于规范党和国家领导人退休后待遇，要求“就低不就高”，更把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身上彰显的道义力量提到一个新高度，有了道义制高点，“看齐意识”就能够得到全党认同，并落到实处。
    “下划红线”
    主要是两大举措的落实：一个是设规矩、划界线，通过制订和修改党内一系列党规党纪，保证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另一个是严惩漠视规矩、滥用权力者，形象一点讲就是“老虎苍蝇一起打”。由于两大举措由党内而党外、自上而下传导开来，因而成效显著，反腐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实际上，为权力设边界、为官员行为划红线所产生的效力，也可以从部分官员被挤出“官场”来证明。当前为什么出现所谓的“辞官潮”，究其原因，在于设规矩和划红线内含着利益的深度调整，这个调整必定把过去为追逐超额利益而来的官员挤出官场，而让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且有奉献精神的人有机会到体制内发挥更大作用。
    正是上述多重措施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心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发生着明显改变，普遍性改变自然促成政治生态趋于优化。政治生态的改变是最根本的改变，惟此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避免反腐成为“割韭菜”。或者可以这样说，在“不敢腐”已经成为现实的同时，保证“不能腐”的制度不断完善、不断推进，支撑“不想腐”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开始内生。由此可以断言，党内政治生态的“拐点”已经到来。
    02国家：社会生态进拐点

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生成于小农经济，伦理道德及其血缘宗族基础上的“五伦”道德高度依赖或契合社会较少流动的自然经济，所以，传统伦理道德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塑造力。
    但是，进入社会流动愈来愈快的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靠熟人关系构成的道德评价和道德监督已经无法维系，而与新型社会吻合的伦理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即道德建设没有做到与社会转型同步，出现了脱节或错位，形成真空期间的紊乱。这是所谓“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
    人们都在批判社会，把社会视为染缸。党政系统教育干部要抵御社会不良风气，学校教育学生抵御社会不良风气，部队教育官兵抵御社会不良风气，问题在于社会原本就是由我们所有人共同构成的，我们就是社会不良生态的制造者。所以，当一种社会生态形成，绝非单个人或某个群体所能改变，尤其非下层群众所能改变，而必须靠执政党和最高领导人来主导改变。
    习近平总书记主导的党中央，其治国理政思想理论原本就包含着社会环境和生态治理，比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就是围绕社会全面建设展开。直接反映在社会生态建设方面，有多个着力点。
    首先，以改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追求综合效应。以改善党风推动社会风气的改善，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无论是习近平同志一系列讲话，还是中央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有充分而又清晰的表达。比如，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就提出：“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
    为“全社会作示范”正是这种理念的突出表现。习近平同志在山西视察时所说的“让干净的人有更多干事的机会，让干事的人有更干净的环境，让那些既干净又干事的人能够心无旁骛施展才华、脱颖而出”最能体现总书记改善社会生态的态度。可以肯定，这样的价值取向一旦真正成为社会规则和行为规范，良好社会生态便形成了。
    其次，遵循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将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路径和突破口。既然中国社会矛盾和问题，很多是规则缺失所致，那么解决问题也就应当从这里起步。很显然，习近平同志选择的就是这条道路，比如，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要义突出出来，就充分说明了问题。
    正是权力为法所规范，内蒙古呼格案、河北的聂树斌案等一个个冤案才得已昭雪。由此推而广之，当所有掌握公权力者与人民群众一道，坚持依照规则制度办事，潜规则就失去了市场，灰色地带就会逐渐消除，社会风气或社会生态自然会改善。
    再次，坚持标本兼治，梳理社会关系与行为规范，抬升柔性约束的力量。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同时又直接影响社会公众的提法或理念。
    比如，“官商交往要相敬如宾，不要勾肩搭背”，“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想当官”等。纪委和政法系统也据此作出很多具有实效的规定，包括公权不能私用，公器不能家用，成长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由宗族势力演化而来的“乡党”“同年”构成的小集团必须消除，等等。
    这些规定隐含的理念，既可以在政治规矩中看到，更多情况下属于道德价值牵引下的柔性约束，正是因为这样的属性，一旦被社会接受，就会形成无形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这对于一种新的社会生态形成是很重要的。可以肯定，当新思想理念化作柔性规范，一种新的社会生态便初见端倪，并逐步走向成熟。
    03民族：人文生态入正轨

作为带领中华民族追求大国跃升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同志花大力气推动民族人文品质的提升和突破。他在十八届中纪委七次全会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党员、干部要不断提升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去庸俗、远低俗、不媚俗，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这是说政治本色需要人文素养作支撑。更重要的还是限制权力而来的超额利益，利益带有根本性，当权力在制度和规则中运行，当权力受到严格监督，大众观念随之变化，社会价值追求出现分流，即不会再对权力趋之若鹜。这是超越中国历史之举。
    总体来看，习近平同志在改善和营造人文生态过程中着力于以下三个方面：
    文化品质重建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认定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重。他把文化自信的突破口放在繁荣民族传统文化与开拓人类先进文化相结合上，以此提升民族文化品质。
    在复兴民族传统文化方面，重点是抓本质，找到民族文化的根本，比如，习近平同志在山东曲阜、北京师范大学都突出强调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纪念孔子诞辰245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更进一步阐述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在开拓创新文化方面，主要强调文化的交流互鉴，以此为中华文化注入新元素，这已经内含了一种超越制度的文化认同，本身就是超越。
    价值坐标重构
    新价值坐标的建设，包括力戒奢靡之风，找寻更有价值的人生目标和精神追求。比如，要求领导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和境界，引领社会大众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观念，等等。当这一系列理念深入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内心深处，沉淀下来，久而久之就会成长为民族价值系统。所以说，最高决策者在进行顶层设计落实决策过程中，思想理念有着相当的深度和高度，有了这样的深度和高度，就能够推动民族人文品质实现跃升。
    精神长征重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圆梦之旅就是精神之旅，没有全民族的精神长征断不会实现宏伟目标。因此，中央加大了精神建设的力度。2016年的几次重要会议的重点均在精神领域。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提出“不忘初心”;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高扬长征精神;六中全会公报与《准则》《条例》，都把信仰信念高高举起。仅此已经看出，由党及民，由社会而民族的精神提升、精神长征已经开启。其起点与落脚点都高度关照民族人文品质、人文素质。
    正是着力于文化这个基础，围绕着价值系统展开，我们已经感知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受到深刻影响，长期坚持下去，无异于一场民族文化启蒙，启蒙让我们思考何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品质和精神实质，如何实现人文素养、人文精神的升华。
    04军队：军事生态在改善

军事生态也可以说是军队生态，内含支撑军队建设与军事活动的政治品质与政治伦理规则，以及官兵之间基于价值观和军事文化性格基础上的人际关系与行为方式，由此构成一种生长和发展状态。
    原本，这支人民军队拥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和优良传统。这是党在建军之初就确立起来的政治建军路线，有了政治上的超越，就能保证这支人民军队与旧军队不一样，与军阀军队不一样，与西方国家的军队乃至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也有很大不同。
    这支人民军队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做到了战无不胜，且把责任延伸到本职之外的社会精神和道德建设领域，比如，党中央在十四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军队和武警要努力走在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前面”，人民群众在遇到危难的时候喊出“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解放军!”这些都反映或折射着人民军队拥有强大的履职和担当能力，同时拥有强大的精神动力之源。
    上述可感可见，但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必须正视。因为郭伯雄、徐才厚两个腐败分子长期把持军队要津，他们大搞权钱交易，严重恶化了军队生态，紊乱了官兵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弱化了牺牲奉献精神。
    面对严峻形势，习近平同志以超出人们想象的勇气和决心，大刀阔斧地实施全面整治，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从已经开展的工作看，主要采取了三大举措。
    一是强健政治品质
    习近平同志担任军委主席伊始便提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建设总目标总要求，以“敢打仗，打胜仗”作为一切工作成效的基本标准和评价尺度。在达成目标的路径选择上，坚持从夯实政治基础开始，这也是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的原因。同时，这次会议还首提要做“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四有革命军人。可以说，无论在军委机关讲话，还是到部队视察，习近平同志都一再强调听党指挥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品质。所有这些表明，军队要始终保持本色不变，以此获得不竭的精神动力之源。
    二是扫清发展障碍
    一段时间里，军队发展遇到多重障碍。首先，郭伯雄、徐才厚卖官鬻爵，导致逆淘汰下的人才流失;其次，权大于法，情大于法，导致规章制度形同虚设;再次，作风飘浮，弄虚作假，更有甚者把演习当演戏、当儿戏。针对这些问题，习近平同志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直接将郭伯雄、徐才厚在内的一批高级将领绳之以法，振奋了士气，震慑了腐败分子。与此同时把一系列规章制度明确起来，严格起来，监督检查刚性化，这些努力直接改善了军队风气，甚至是价值观念。
    三是改革体制编制
    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讲话中提出精减员额30万为重要标志，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在军队揭开帷幕，这次起点高、涉及面广的军队改革，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必要的适应、磨合期，一支大国军队将屹立于维护世界的舞台。
    当然，我们不能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但有了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有了全军官兵的大局意识和坚定追随，建设起一个富于强大战斗力的大国军队可期。
    05国际社会：中国作用在提升

当今世界有三大力量在深刻影响着整个世界的生态和走向：一个是中国因素和作用在快速提升，中国开始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另一个是美国和欧洲右翼保守势力抬头，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遇到新挑战;再一个是伊斯兰世界以另一种方式凸显自己的存在，即以其文化宗教派生或异化出来的极端势力搅动世界，形成以暴恐为特点的文化和宗教冲突。
    世界往哪里去?这已经成为一个最现实且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出路在哪里?欧美的右翼走向应该不是出路，而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也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这两大文化和宗教中找妥协似不现实。因此，世界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中国。
    为什么中国能够聚焦世界眼光?两大因素是关键。一个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与执政党和领袖拥有强大的领导能力。每当世界处于转折的关口，都需要一种有力的领导力量产生出来，就如同二战反法西斯战线需要美国的领导一样，今天，世界又面临新挑战，往哪里走?领导者很重要。
    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在继续上升过程中的中国，拥有必要的物质力量，尤其是这种力量具有快速转化能力。比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在北京召开，参加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之多，出乎很多人预料，这样巨大的号召力应当是除联合国之外所没有的，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已经超越美国?当然不是。美国政党和政府受制度制约，不可能组织起这样的会议，而中国的体制制度为执政党和最高领导人实现意志提供了强大支撑。
    另一个是中华文化具有的特质或基因拥有升华的空间，且具有化解世界文化冲突的可能。中国文化是一种包容度很高的文化，这一点中国的发展史可证明，中原基本上没有征服他国的历史，之所以版图不断扩大，很重要的原因是游牧民族侵入中原后，被中原文化所同化。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进入中国，都实现了较好的融合，至少中国没有出现过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长期的大规模的激烈冲突。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华文化或者能够成为一种世界主导文化。
    当然，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不管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中国都还存在较多的问题，需要正视、需要化解、需要超越。
    开拓新路
    习近平同志在G20会议、达沃斯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的几次主旨演讲中，都阐发了人类文明的前进道路，并且提出了“中国方案”，这些都充分展现出中国大国道路所秉承的准则和理念，反映出习近平同志致力实现的中国梦，并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梦想，其实内含着人类文明的前进道路，在欧美出现保守趋势的情况下，我们主张的仍然是全球化道路，是文明互鉴。根本意义上讲，其中反映出习近平同志主动作为的思想理念。
    把握节奏
    中国要在世界前进道路上发挥主导作用，除了不断加强自己的硬实力、软实力，实现自身品质上的突破，同时还要以科学的节奏实现良性互动，而不是硬突破，导致冲撞，既迟滞了自己的发展步伐，同时给世界以不安定因素。习近平同志把握了这一点，比如，G20会上提出自己方案的同时，强调中国方案不是瓦解世界既有秩序和规则，而是强调补充作用，这是很理性的判断，也是有利于实现良性互动的判断。
    讲求实效
    “一带一路”已经开始让参与国真切感受到中国力量，尤其是从中获得益处，这就是实效。还有一种实效在于夯实自身基础，比如大力提升国民素质和世界胸怀、世界眼光，保证全民族具有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能力。当成效进一步显现出来，中华民族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