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尽管具有理想性、激进性，但也并不是完全排除了现实性、稳进性、安全性、谨慎性的特点，它内含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思想。“尽管外交工作在‘文革’期间受到极左路线干扰，中国外交还是非常务实的，实事求是的，甚至是精明审慎的”。这一思想，可以通过将毛泽东的“世界革命”与列宁的“世界革命”理念做一比较得到辨认。首先，从革命目标看，列宁的“世界革命”的目标是为了直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目标，从其实践看只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并没有强调推翻帝国主义在其本国的统治。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反帝目标是将其寓为列宁所没有的反修目标之中。因为在毛看来，是修正主义，而不是帝国主义，直接对中国国内政治构成威胁。所以从革命目标看，中国的选择是非常现实的、稳进的。其次，从革命的道路看，列宁直接派人或支持一部分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闹革命，具有极强的冒险性，而毛泽东则是从60年代处于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民族革命运动着手，希望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渐进消灭资本主义国家，这表明毛的革命道路选择是相对迂回的，并不是冒险性的。再次，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本国在“世界革命”的作用，列宁在20年代的“世界革命”思想突出了俄国的作用，认为“在我们的刀尖上承担着劳动人类的幸福与和平”，是以出兵、出钱、出枪的方式直接帮助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闹革命，是实际的革命输出。而毛的“世界革命”则是强调中国对第三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榜样作用，主要是提供一种革命模式、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支持。至于世界革命的任务，还得由当地人民自己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式加以完成。

所以正是这些方面的重要区别，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是有保留的，并不是一种盲动，流露出冷静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的倾向。“中国领导人虽然都显得好战，但在把言论转换到具体政策上时往往很迟缓”。难怪苏联在批判毛的革命战略时，总是斥之为“假革命”、“民族主义”。这一斥责是否合理另当别论，但“世界革命”背后所隐含的国家利益、民族主义的思想确实为后来的“一条线”的转变准备了观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