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
     出狱后的李敦白很快恢复了党籍，但面临着一个选择，因为他曾经供职的新华社早在1949年就分解成为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两个单位，他选择了缺少外国专家的广播事业局。6年的监狱生活，并没有使李敦白对中国共产党丧失信心，仍然一如既往地献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并要求加入中国国籍。但周恩来认为，他保留美国国籍更有利于中美的友好交往，于是，他听从了劝告，保留了美国专家的身份，成为当时广播事业局英语组惟一的外国专家。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对英语广播稿件进行润色、把关，后来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在这里，李敦白不仅有权接触到各种机要文件，还享受着优厚待遇——工作有独立的办公室，住在高级的干部宿舍，小轿车也随叫随到。
    在这里，李敦白还找到了他的终身伴侣——王玉琳，两人于1956年2月11日结为连理。
     此后的几年，中国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先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接着是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还有1963年的“四清”运动，李敦白都参与其中。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李敦白成了广播事业局的风云人物。在一次批判大会上，他登台发表演讲，慷慨激昂地说：“我年轻的时候，在美国老家的钢铁工人和煤矿工人中工作，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常了解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的，工人的生活是多么痛苦。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的这番“现身说法”，赢得了在场人们的热烈掌声。
     1966年10月1日，这一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庆典。这天，李敦白得到了一次特殊的荣誉。以前，在北京的外国专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观礼台上观礼，而这一天，斯特朗、李敦白等6位外国朋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李敦白受宠若惊。快到12点的时候，他们6人被邀请分别同毛泽东合影。他满怀敬意地称呼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则用英语说他的英文名字“Rittenberg”。他掏出了“红宝书”——《毛泽东语录》，请毛泽东签名。毛泽东问他要写什么。他一愣，就说写您的名字吧。毛泽东左手拿着“红宝书”，右手接过李敦白递过的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后来，他回忆这件事时还懊悔不已：“我应该要他写下对群众的新指示，或是他的著名诗句，或是对我个人的赠言，要不就是给美国人民的一句话，还是给谁的一句话，但当时根本想不起来。”
    第二天，《人民日报》和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于是，李敦白的大名不胫而走，顿时传遍了全国。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李敦白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参加了广播事业局的“夺权”斗争。当时的广播局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斗争非常激烈和复杂。李敦白主张通过民主讨论，消除分歧，实现大联合、大团结。但是，双方总是谈不拢，“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他们“整风”。但双方还是各持己见。于是，出现了中间状态的“整风派”。李敦白的外国人身份引起了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大员的注意。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组”在广播事业局成立了一个由“整风派”人员构成的“三人小组”，李敦白被任命为名义上的负责人。
     李敦白不仅在广播事业局身居要职，还是北京的外国人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领袖。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个时候他“红得发紫”。除了广播事业局外，许多学校、机关、广场的造反派集会，都请他去发表演说，走在街上会被无数市民围堵，争相索要签名。这些都使李敦白的头脑有些膨胀起来。
    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用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李敦白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
     4月10日，在清华大学造反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的那次著名的“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作了措辞激烈的发言。对此，李敦白回忆说：“后来坐牢的时候，这个心里疼得很，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以为刘少奇是搞修正主义的，但我回忆那个斗王光美的会，她两个女儿在那儿，也是被迫，两个女儿被迫来反对她自己妈妈，觉得真不是滋味儿，悔不该了。”
     在“外事口”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长陈毅的高潮中，李敦白曾在一次批判黑《修养》的大会上情绪激动地说：“外事口，口对外，就是干革命，干世界革命。因此，外事口的领导一定要，也一定会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里，决不允许在右派手里，也不允许在中间派的糊涂蛋手里。所以，一切犹豫不决的人最好赶快站过来，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在造反派心目中，所谓的“外事口”领导中的“右派”就是指陈毅（“文革”中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讲话中称陈毅为他的“右派朋友”，此语广为人知）。尽管后来李敦白在回忆中说，陈毅是他的朋友，1967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还关心问候过陈毅的健康，但他当时确实以其言辞为造反派“炮打”陈毅火上加油，却是不争的事实。
     李敦白还参加了对陆定一、梅益等老朋友、老领导的批斗。对此，他反思说：“我参加了一些批斗，批的都是好人，但我却认为他们是坏人，那是错误的，我不该那么做。”
     当时，李敦白的多年好友马德海，曾劝说李敦白，应该远离中国的政治纷争。可陷于狂热中的李敦白听不进老友的劝告。多年后，李敦白才在其回忆录中沉痛反思：“在那个疯狂痴醉的年代，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甚至荒唐的事。日后我常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得意忘形？可是回到那个时代，一切都那样真实且别无选择，我们都进入了变革的梦幻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