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下旬，已经患了膀胱癌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因为同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一次会谈，受到毛泽东和政治局的严厉批评。
    一
     据《周恩来年谱》中记载：“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今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当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这一记载很原则、很扼要，没有讲明“不可靠汇报”的内容，没有说明毛泽东的具体“看法”和批评意见，没有讲明中央政治局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详情，更没有说清江青等“四人帮”一伙“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具体内容及猛烈批周的具体情况。于是笔者进一步查阅解密的史料，弄清了事件的一些情况。
     1973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在此之前，基辛格2月访华期间，毛泽东曾会见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据《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记载：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 in 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基辛格在11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交换意见，并达成默契。12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美方态度暧昧，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谈话时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中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在毛泽东同基辛格会谈后的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极其慎重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17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21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
     政治局批判周恩来的具体情况，受批判的周恩来和叶剑英都没有对别人讲过。参加会议的邓小平等人也没有见于文字的回忆。仅在周恩来1973年11月18日《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报告》的手稿中述及，很简略。所以，笔者只能根据当时在会场外侧面了解一些情况的周恩来卫士长高振普的回忆，来记述当时的情况：
     “1973年11月21日晚8时，周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会场设在东大厅。”“照以往的做法，参加会的人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服务员会把饭送进会场，他们边吃饭边开会。今天，我们把总理的饭准备好，请服务员送进去，时间不太长，饭一点没吃，原样退了回来。我很纳闷地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说先把饭端回厨房，等一小时再送一次。我并没有想别的，总理不按时吃饭是常事，今天不同的是，他没说等一下再吃，而是把饭退回来。”
     “一小时过去了，送去的饭又退了回来。服务员传话说，总理说不吃饭，也不叫再送吃的。”“我与大夫商量，不吃饭该吃的药不能误时，于是请服务员准时把药送去了。总理把药吃了，我们稍微放松了一下。”
     “几个小时过后，散会了。我跑到会场门口，等待着。总理第一个走出来，他的脸色难看，人显得很疲劳。我接过文件包，在回家的路上，不放心地问总理：‘您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他的语气低沉。’饿吗？‘’不饿。‘总理下午起床后，只吃了一杯豆浆冲鸡蛋。”
     “我和保健医生交换了看法，对总理为什么不吃饭，我们一下说不清楚。不过，总觉得今天的会不太正常。医生说，这种情绪，对心脏不利。我们守在办公室外，隔十几分钟就轻轻地开开总理办公室的门，看一看总理。他仍然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和往常一样，夜深了，才离开办公室。”
     “第二天，我们把看到的情况报告邓大姐，她听后对我们说：’你们要更加精心地管好总理的吃饭、吃药。吃药一定要准时。更具体地说，饭后用的药，不吃饭，到时也把药送进去，目前吃药更为重要。‘”
     “再去开会，总理装文件的皮包轻了许多。临进会场，总理回头对我说：’开会中间不吃饭。‘我马上说：’药还是按时吃吧。‘总理让我们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