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担银行”与苏维埃货币 为了生存,共产党也得抓起枪杆子,抓枪杆子也得用钱,不能总是指望外援。负责组织武装起义的军委书记周恩来,1927年5月秘密组建军委特务工作科,特别任务之一就是筹款。汉口用银元武昌用法币,特务股长李强用小划子渡江炒汇,为党赚了一桶金。 革命需要钱!各地武装起义的红军,纷纷把作战收缴的财物换成黄金,千里迢迢送到中央。穷人的政党靠不上财东,就只能全党凑份子了。中央这边确实缺钱,隐身上海租界,不租个大房子就不能瞒过外国巡捕。1931年,江苏省委书记陈云接手负责中央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用几千元本钱开办了二十几个小铺子,不但完成秘密联络点的任务,还为党赚了钱。共产国际大加赞赏——以前这种联络点都是赔钱经营。 共产党也得会赚钱。陈云这个擅长经营的人才,后来成为中共的经济专家。 毛泽东在江西创建红色政权,打下漳州,意外缴获105万大洋。当年,农民起义的李自成进城也发了横财,这横财来得快去得也快,吃光花尽就垮台。但毛泽东得财不存私房不发赏金,全部交给中央银行。这银行的首任行长是毛泽民。别以为书生出身的毛泽东讨厌钱,毛主席和毛行长千方百计发展对外贸易,把苏区出产的桐油和钨砂走私到国统区赚钱。 革命的目标是建国,国家的财源必须源源不断,那就要用钱生钱。这用钱生钱的外贸,不但能赚钱,还建立了统战关系——广东军阀陈济棠是苏区的外贸伙伴,在红军突围长征时秘密放水。 长征,那是一次被迫突然的大逃亡。10万红军匆匆上路,一走就是上万公里,这征途大军怎么供给?大侠上路不怕没钱,杀富济贫我来也,可红军不是独行侠,一支大军的供给必须依靠大组织。红军专设一个没收征发委员会,供给部长林伯渠主任,银行行长毛泽民副主任,沿路没收官僚资产征收土豪浮财。财主们闻风而藏,纷纷把财产转移深埋,不肯给红军留下多少。幸亏毛行长预先准备,国家银行的金库也随军长征了。银行积累的黄金和银元分到各军团,由部队分别背走。毛行长身边还有个“扁担银行”,上百副担子担着巨额的黄金银元和纸币。 红军打下遵义城,毛泽东发起路线讨论,从此掌控中共的方向。就在这时,毛泽民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发行货币。红军的每个干部战士都能分到货币形式的津贴,可以手里拿着钱到集市购买急需的毛巾和胶鞋,还能下饭馆打打牙祭。商家和百姓拿到这些苏维埃货币怎么办?毛泽民设立了几十个兑换点,用红军缴获的食盐和香烟收兑货币。 货币需要流通,这流通搞活了红军的行军生活和驻地经济,也给共产党和红军留下极好的信誉。二三十年以后,还有各地百姓拿着红军货币找新政权兑换,这些收藏人坚信共产党总有一天能掌天下。 遵义会议是改写中共历史的重要会议,遵义发钞,也是中共经济史上不该忽略的生花妙笔。 “熊老板”的钱袋子 党的钱来得不容易,经办人员无不格外谨慎。特别会计熊瑾玎掌管着南方局的全部经费,手里有钱,人称“熊老板”。熊老板有个特别的钱包,一只长布袋绕在左手腕上,袋口始终攥在手中。这握钱的手握得极紧,女儿突发高烧需要打针,可一支盘尼西林(青霉素)要10元,熊瑾玎自己没有闲钱,手里掌握大量公款,但就是不肯挪用。这一耽误,女儿不幸病亡。后来,熊瑾玎又一个女儿病了,毛泽东从延安发电报到重庆,组织上拨款治疗! 尽管共产党人极其俭朴,但该花的钱还是要花。 红军对俘虏的技术军官特殊优待,电台台长王铮月薪50元,是总司令的10倍。八路军优待外来知识分子,从大上海来的艺术家严寄洲,津贴7元半,比贺龙司令高两元半。 秘送钱币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经济极其困窘,国民党中央不但停发军饷,还封锁棉布医药等物资。毛泽东不得不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 生产要有周期,供给却一天都不能停,毛泽东又调来特科老将南汉宸当财政厅长。南汉宸出手就截获国民党二十二军偷运鸦片的驮队,又让张道吾开拓定边的盐池,很快扭转了困局。各根据地知道中央困难,也尽力支援。山东根据地有个招远金矿,千里迢迢把金子送到延安。 上海,毛泽民接到大笔外汇,偷偷换成金子,金戒指压扁,金条装箱,亲自提着箱子上火车。西安,身着少将军装的叶剑英亲自进站迎接,国民党特务不敢拦截。延安,黄土窑洞也能收到外国洋货,海外华侨资助了药品和X光仪器。 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撤离,去过联合国大会的董必武,如今也要夹带金条。董老的西装里面有个特制的马甲,这马甲的暗袋能装金条,地下党的积蓄要带到延安支援军队作战。 内战在即,李先念的中原部队被国民党军重重围困,急需物资支援。邯郸的刘伯承和邓小平手里恰好有钱,刚刚缴获了大批法币。直飞北平的美军飞机,装上45个大箱子,美方正在调处中国的国共冲突,有义务派飞机运送中共谈判代表。接到箱子的叶剑英又派专人押运,再乘美国飞机从北平送到武汉。这45箱法币放在解放区是废纸,到了国统区就换成物资,保障了中原部队突围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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