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因为“九·一八”而记住了石原莞尔；因为卢沟桥而记住了土肥原贤二；因为蒋介石而记住了冈村宁次；因为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而记住了梅津美治郎。我们每年都在纪念南京大屠杀，谷寿夫和松井石根的名字随时都在被提起。但我们却不合时宜地忘记了畑俊六，这个在中国派遣军司令位置上呆得最久，欠下中国人血债最多的日本陆军元帅。

1948年11月12日，日本东京。这一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25名甲级战犯（另3名甲级战犯在审理过程中已死去，故未最后判决）进行最后判决。畑俊六是这25名甲级战犯中唯一一位挂着日本帝国陆军元帅军衔的高级将领。他坐在被告席的第一排，他的左边是土肥原贤二，右边是广田弘毅。此时他的脸上早已没有骄横之气，只是一脸的苦涩和难堪。

畑俊六认为自己是必死无疑的，原因很简单，他在1937年就以中国派遣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身份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得力干将，先后发动了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1941年再度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身份回到中国，直至1944年，豫湘桂战役（也即日本所谓大陆交通线战役）即是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全面侵华战争前，他是陆军大将，战争结束时，他已是日本陆军中仅有的三位元帅之一（另两位分别是寺内寿一和杉山元，整个二战期间，日本海陆两军获得元帅称号的只有6人，其中海军的山本五十六和古贺峰一还是死后追授）。畑俊六的元帅礼服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但是远东军事法庭最终只给了畑俊六一个无期徒刑，不知是不是出于感激，畑俊六在听到宣判结果后向法官深鞠了一个90度的躬。随后，畑俊六开始了在巢鸭监狱的4年服刑生涯，1952年8月，他在为美军撰写战史提供了自己的日记后，获准假释回乡探亲。1958年4月，畑俊六被正式释放出狱。这位曾经煊赫一时的日本帝国陆军元帅就此退出了20世纪的历史舞台，同时也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退出了中国的主流视野。

武士世家

畑俊六，1879年出生于日本福岛县的一个武士家庭，其父畑俊藏曾经是会津藩士，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参加过戊辰战争。畑俊六是这个崇拜武士道精神的家庭的第二个儿子，从小就受到“嗜战”、“尚武”思想的浸淫。曾就读于东京府寻常中学校（现东京都立日比谷高等学校）。

1896年9月，17岁的畑俊六进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学习，生性聪明的他以第三名的成绩从陆幼毕业，随后进入野战炮兵部队第一联队，同年12月，进入陆军士官学校，1900年11月21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2期炮兵科（655人中第11名），翌年6月25日授予炮兵少尉军衔，任职于野炮兵第1联队。参加了日俄战争，在攻打东鸡冠山的战斗中被俄国人的子弹打穿左胸，子弹穿透了肺部。后来虽然经抢救活了下来，但他终生身材瘦削，形似病夫。这个伤也使他获得了军旅生涯的第一枚勋章--功五级“金鸱”勋章。

伤愈后被送入陆军炮兵工科学校学习，1906年12月21日毕业于陆军炮工学校高等科第12期。毕业后于1907年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10年11月29日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第22期（51人中首席）。后以参谋本部部员身份相继任日本驻德国使馆武官、驻瑞典使馆武官。参加了巴黎和会。1916年奉调回国后在参谋本部供职。工作期间，他随队到中国进行了两个月的综合考察，搜罗有关中国的军事、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为日后侵略中国做好了准备。不久，转任日本陆军大学教官。1920年被晋升为陆军炮兵大佐，历任野战炮兵第十六联队联队长、陆军野战炮兵学校教导队联队长等职。1923年，升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兼军令部参谋。1926年3月2日晋升陆军少将，担任野战重炮兵第4旅团长，1927年任参谋本部第四部部长。1928年转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炮兵监（九·一八事变），1931年，晋升为陆军中将，担任野战炮兵总监。1933年任第十四师团长，后改任陆军航空本部长。1934年4月29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二·二六兵变”之后代替皇道派的柳川平助担任台湾军司令官，次年任教育总监，晋升大将。

血洗武汉

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参谋本部召回了松井石根以下犯事的军官，由畑俊六担任中国派遣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相继发动了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1938年10月，他指挥日军占领武汉后，在他的纵容和唆使下，南京大屠杀的惨象又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