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五大战区宣告成立。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等五大战区公开亮相，原来的七大军区正式成为历史。

自新中国成立至2016年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大军区层面，曾有过三个阶段的大变革，每一次变革背后，都关联着内政、外交的巨大转折。
    六大军区体制
    “六大军区体制”正式成型是在1950年2月，分别是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西北军区、西南军区。 “六大军区”与当时的“六大行政区”高度吻合，之所以如此设置，至少有两大原因，其一，战争尚未结束，军区与行政区重合、党政军一体化，有利于战争中的资源调配。其二，在六大区里，中央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主席，即党政军一把手一肩挑的，有三位。如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司令员都由林彪一人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都由高岗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都由彭德怀担任。其他如华东、西南，也基本上是党政军一体。
    历史学者杨奎松认为，对军事行动及其建政需要的这种迁就，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故国内战争结束不久，彭德怀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离开了西北地区;刘伯承则主动要求去筹建陆军大学，离开了西南地区;林彪将原四野主力交给彭德怀带去了朝鲜，自己以治病为理由去了苏联;聂荣臻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入住中南海，协助军委处理全军军事作战事务，无暇多顾华北军区的工作。
    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又有 “五马进京”——除华北局外，其他五大行政区首脑，包括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相继调入中央任职。至1954年底，五大行政区先后撤销。与之匹配的“六大军区体制”，也于1955年成为了历史。
    十二大军区体制
    1955年2月，国务院颁布决定，将原来的6个大军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即：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西藏军区和内蒙古军区。
    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受命主持此次军区体制改革。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共提出六种军区划分的方案。其中第一种方案——在海陆边防划分六个军区——东北、华北、山东、东南、华南、云贵，为准备战区，属于集团军(实际提升为方面军级);在内地划分8个军区——川康、西藏、新疆、甘青、陕西、河南、湖北、内蒙古，为战略储备区，属于军级(实际提升为集团军级)——获得多数认可。在对内地军区适当合并后，最终形成了上述12个军区的划分。
    如此划分军区，与中国决定加入冷战苏联阵营，直面原子弹威胁，有很大关系。1954年9月，彭德怀率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亲身参观、体验了原子弹爆炸的威力。1955年1月，芬兰大使履新，向毛泽东描述美国氢弹的巨大威力，毛泽东强硬回应：“如果再来一次战争，就算中国一国伤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死伤人数，那我们还有五亿多人。美国想用恐怖吓倒我们，但是吓不倒我们。”
    2月，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如此解释此次军区划分：“鉴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今后战争中可能广泛使用原子武器，当帝国主义者决定发动战争时，可能利用其所谓‘原子优势’采取不宣而战，对我进行闪击。为了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和今后更复杂的战争情况……须以敌人兵力及其可能进攻的方向、地形条件、交通状况以及我军的战略意图、作战方向和今后战争可能发展的趋势，作为军区划分的主要依据。”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此次改革之后，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年龄，几乎全部集中在40～50岁之间;“少壮派”将领被推上了第一线。
    七大军区的成型
    “十二大军区体制”一直持续到1985年，期间略有变化。1956年，为加强对台斗争，增设福州军区。1967年，鉴于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内蒙古军区被降为省军区，划入北京军区。1969年，为便于对西南边防的资源支持，西藏军区划入成都军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因林彪之死，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一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此后大军区司令员，不再兼省委书记、也不再兼任“革委会”主任，使地方得以再次军、政分离。

1985年5月，中国政府决定裁军100万。1985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将11大军区调整为7大军区。
    那次改革，既有军区本身的原因，如“现行军区体制存在的战役纵深浅、独立作战能力弱、机构重叠、后方部署重复等问题”，更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大转变密不可分。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已宣布裁军一百万的决定，并为此阐述了不可能爆发大战争的观点。
    次年6月，邓小平发表谈话，明确最高决策层已完成 “两个重要转变”：一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二是放弃反苏统一战线，不再在“美中苏大三角”框架中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学者认为，“邓小平这次谈话意义重大，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退出冷战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