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了香港不心疼
    傅国涌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跨越50年，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特别是有科举功名、作为社会支柱的士大夫阶层，没有人认为我们遇到了危机，需要改变什么。所以该考秀才的还是考秀才，考举人的照样考举人，该种地的还是种地。朝廷没有变，民间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事实上中国的变化真正开始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我们被日本人打败了。
     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对出来的。这在中国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迄今所无的。这样一种结果，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在帝国到民国这一轮转型中，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也曾经有那么一刻，有那么一幕，历史竟然不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不是用暴力逻辑来决定。
     99年前，中国社会大变革最关键的一个结点与武昌有关。有的时候一个地方可以影响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命运。武昌首义确实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在此之前的中国是漫长的王朝专制时代。在此之后，开启了中国第一个共和时代，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放在整个世界上也是比较早的共和国。共和国和帝国最大的区别就是帝国是有皇帝的，一家一姓进行统治；共和是大家来统治，是众民来治理。政治是什么？孙中山讲“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共和其实就是由民众自我管理。
     当然，我们知道中国的第一轮共和政治的实践和尝试失败了，这个失败有很多原因。本来我们已顺利的从帝国进入到了民国，但是民国又成了实际上的军国。1927年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党国，党在国上面。就这样，中国的发展从帝国到民国，军国之后又是党国。
    三派同源——甲午之辱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跨越50年，没有人认为我们遇到了危机。事实上中国的变化真正开始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我们被日本人打败了。
     在百年前的那场大变革——帝国转向民国的过程中，产生了三种可能影响中国走向的力量：第一种力量就是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第二种力量是我们一贯认为比较保守的，甚至有点反动的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为北洋军阀；第三种力量就是长期被忽略的，实际上在当时非常重要的，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政治力量表面看上去是那么的不同，他们之间好像很难有基本的共识，但实际上三派同源，都起源于同一个起点，就是改革或者说改良。无论是革命派的孙中山、北洋派的袁世凯、立宪派的张謇、梁启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要改良、要改革。他们的起点在时间上都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战争对中国的震动比这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大，都要深远。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中国的近代史揭开了序幕。1860年又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烧掉了中国的圆明园。但是两次鸦片战争，无论是英国人还是英法联军都没有把中国人打醒，中国人觉得没有什么，输了也就是割块地赔点钱的事儿。割了香港没人心疼，香港当时在英文里是叫“一块不长毛的石头”，也就是一个不毛之地。香港成为世界的一个自由港，亚洲的金融、贸易中心是在100年之后，原本交给英国人的只是一个荒凉、没有人烟的小岛。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跨越50年，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特别是有科举功名、作为社会支柱的士大夫阶层，没有人认为我们遇到了危机，需要改变什么。所以该考秀才的还是考秀才，考举人的照样考举人，该种地的还是种地。朝廷没有变，民间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事实上中国的变化真正开始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我们被日本人打败了。被英国人打败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屈辱，因为英国人是我们所陌生的，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甚至他们从哪里来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地理知识非常贫乏，不知道中国居然不是天下之中心。我们的概念就是天下概念，不是国家概念，民族、国家的概念也是在甲午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此前国人认为我们是真正的天朝大国。
     但是，甲午战争不一样，日本在中国人的眼里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国，人口比我们少，文明比我们低。唐代的时候，日本派了大量遣唐使来学习我们的文化，他们竟然打败了我们，我们觉得非常丢脸。这个时候，读书人、士大夫阶层开始懵了，学生何以打败老师？一个这么小的邻邦，居然把我们强大的北洋舰队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实力比日本海军还要强一点，但是我们战败了。我们败的不是军事，我们败的是政治制度。我们的政治制度比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建立的君主立宪制要落后。我们是绝对的君主专制，人家是君主加立宪，已经是一个现代政治制度，我们还是一个传统的古代政治制度。包括康有为、孙中山在内，很多中国读书人开始反省，要改变中国就要从制度的变革开始。中国的第一轮真正意义上的变革，不是从洋务运动开始。洋务运动就是学人家，你造枪我也造枪，你造船我也造船。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习人家的制度，才有了戊戌变法，才有了后面的晚清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