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向，每逢戴雨农和我们相遇的时候，他都会提到：“有报告呈给校长，可以交给我转上去，比较方便。”我每次都回答说：“没有什么请求，也没有什么条陈，不敢麻烦校长。”我这样说，自己觉得非常得体。其实，我太木头了，他所指的“报告”，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狭义，可惜我当时体会不到。
    “一二八”事件末了，国民政府迁往洛阳，校长蒋公驻节徐州，戴雨农留在南京。
     这一天，戴雨农来找我，他手里拿着一个沉甸甸的大信封，背面还打着火漆。说是“托付”我克日专程送到徐州，要当面交给侍从参谋戴颂仪。
     我听说校长正驻节徐州，他既然要我到徐州去，又嘱咐我面交戴参谋，其重要可想而知。我未加考虑就答应了。他给我两张乘车证，以及少许路费，行前，他又告诉我：“有一列专车停在徐州火车站，车站附近有武装警卫，也有便衣警卫，我想你一定看得出来，无论问谁，都可以找到这位戴参谋，信件送到，请他签收就可以了。”
     我当天夜里就到了徐州，没走出月台就找到戴颂仪参谋，我把那个火漆信封当面交给他，他翻来覆去看了看，拿了一张名片写上几个字算是签收了，口头上也没有交代什么，就叫我回来了。
    看名片，我才知道他的阶级是中校，云南人，后来一打听，原来也是军校同学。
     回到南京后，我第一次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公馆。这是一所不大整齐的平房，进门后，弯弯曲曲地转了好几转才是客厅。考究的人家，地上铺的是地毯，他这里铺的是草席。因为地上反潮，没办法，只好穷对付。
     我把那张等于签收的名片交给戴雨农，算是完成了他的“付托”。我看他忙，正待辞出时，他突然问我：“有没有相知的福建省籍同学？”我思索了一下，想到四期同学也是好朋友的连谋又名连良顺。我回说有这么一个人，无论是才具、仪表，都可以列入第一流，但不知找福建人做什么？戴雨农不作正面答复，只希望火速介绍一见。
    我介绍他们见了面。
    戴雨农派连谋到福州建立工作站去了，这事当时我并不知情，良顺兄行前也没有向我告别。
    从以上两件事判断，戴雨农任务何在？当可思过半矣。
     三月间，我从忠义巷搬到了明瓦廊，只身住在小旅馆里。炳华兄已经派去广东，又一说是到了香港，和他同行的还有吴劲夫（乃宪）。当我们惜别时，虽然没有说明去做什么，可是彼此间已经是心照了。
    剑秋兄也把嫂夫人接来了，另外租了房子。他对我表示过，不准备参加戴雨农所领导的工作，宁愿居于协助地位。此后果然如此。
     明瓦廊离着三道高井很近，军校同学会就在三道高井这条街上。以此为轴心，附近一带的小旅馆里，住了不少军校同学，有的在等工作，有的在办登记，一时搅和得非常热闹。我之所以搬到明瓦廊，既非找工作，也不是办登记，完全是戴雨农的意思，他希望我能够多留意同学们的动态，尤其是超乎常轨的非分活动。看的单纯些，这是他委托我办的一点小事情，换个角度说，也等于是交付我任务。我当时也不太了了--这就是所谓的“情报工作”？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他未曾给付任何待遇。也就是说，我尚在客串阶段。
     据一般记载，在民国二十年（1931）二月底，戴雨农已被圈定为“特务处”处长。这个“特务处”，并非政府机构，乃隶属于新成立的秘密革命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之下。经过筹备，至四月一日始正式成立于南京，所以尔后的“军统”订“四一”为成立纪念日。
     戴雨农于三十五年（1946）三月十七日空难殉职，特将“四一纪念”改在“三一七”合并举行，简称为“三一七纪念大会”。之后，“三一七大会”年年举行，迁台后仍继续不断，先总统在日，每年均莅临讲话。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回想起来，在我们初识的那段时间里，戴雨农原已负有“联络”任务了。
     那个时候，是否有一个称为“联络组”的单位？不得而知。唯在“戴雨农先生年谱”中看到的记载是：“民国二十年十二月，蒋公为促成团结，共赴国难，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离京返乡。行前令先生（戴笠）主持联络组，主要任务为团结以黄埔学生为中心之革命力量，侦察敌情，镇压反动。于是，在京、沪、杭、平、津、汉、港、穗、赣等地建立组织，积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