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并没有特别留意这件事，同学们也未加谈论。若干年后，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完成了一件机密大事。既称“机密”，虽已年代久远，事过境迁，但仍以“保守”为宜。不过，可说的是，这件事关系重大，在政党活动史中，亦占有一页，只可惜知道最多的几个人都已去世了。
    再说我们这十二个人的际遇。
     六个月训练期满，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校长蒋公手谕，分发我们十二个人向中央党部报到。报到后，等待了许久，却不见下文，也没有一个人被分派工作。究竟为了何故，迄今不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就此分手，各奔前程了。
     我并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正在进退无据的时候，多蒙黄雍（剑秋）、张炎元（炳华）两位老大哥关爱，叫我搬去同住。他们都没有带家眷，在花牌楼忠义巷一家楼上，分租到一间房子，原来就有家具。当时，两位老大哥睡一张挂着蚊帐的大铁床，我一个人，晚上搭地铺，早晨再把铺盖收拾起来。
     我们三个人很少在一起吃顿饭，有时候，也去买点鱼肉回来，打气炉上一烧，三人据案大嚼，倒也香甜。日后我们见面提到这段日子，依然觉得津津有味。
     有一天下午，有客到访。来客首先和剑秋、炳华握手寒暄，接着又面带笑容地向我伸出友谊的手。剑秋兄连忙为我们双方介绍说：“这位小老弟是五期同学陈恭澍，这位老大哥是六期同学戴笠，戴雨农。”五期的称“小老弟”，六期的称“老大哥”，这句介绍辞有点奇怪。
     看上去，他的年龄是比我大得多，浓眉大眼，隆准高颧，身材虽不高，显得很厚重、很结实，称得上相貌脱俗，气宇非凡了。这第一印象，相当深刻，至于他对我的观感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同学们聚在一起，也就不拘形迹地谈论开来。四个人所操的虽然都是普通官话，但黄剑秋兄是湖南平江人，张炳华兄是广东梅县人，来客戴雨农是浙江江山人，乡音都嫌太重，话却十分投机，如果不是光线暗下来，还不觉得已经是日落西山。
     剑秋兄提议，一同到外面去吃点东西，出了忠义巷不远，有一家本地小馆子，字号是盈丰酒楼，格局不大，只有一楼一底。点了几样菜，叫了一壶酒，吃下来不到两块钱，大家都认为还不错。
     自此之后，戴雨农时常到我们这里坐坐，偶尔也同去看一场电影。有一天我们正和房东太太打麻将，戴雨农又来了，他看是我输，大有拔刀相助一显身手的气势，叫我站起来，替我打了几副，但看他吃张摸牌的手法，并不像是善于此道的熟手。
     我曾经问过剑秋兄和炳华兄，这位戴同学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告诉我，只知道他在校长官邸，并不明了所司何职。我又不解地追问，他既然在官邸任职，为什么这次校长下野回奉化，他不跟了去？这两位老大哥并没有正面回答我，只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就算了。
     后来，我们相处得更熟，彼此间的认识也增进了不少。有一次，戴雨农突如其来地问我：“恭澍兄，你认识曹霄青这个人？”我回答说：“岂止认识而已，我们俩同连入伍，同排又同班，而且是双架床铺的一上一下。他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我只不过念到中学，可是我们两个人居然交成了好朋友，入伍的时候，他连绑腿都打不好，我还取笑过他呢。”
    我顿了一下又补充说：“自从他四期升学进入本校政治科，我因病落后编入第五期步科后，分手到现在，始终没有再见到过。”
    戴雨农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曹霄青目前就在南京呢？”
    我说：“那我就马上去看他。”
    接着我又反问一句：“他真的是到了南京？”
    戴雨农摇了摇头说：“我只是希望他能到南京来而已。”
     戴雨农之有此一问，我的确有点莫名其妙。到后来，他才告诉我，曹霄青当时正在上海傍着胡汉民搞“新国民党”，从事反政府的分裂活动。
    再往后，我才悟出来，戴雨农突然对我提到曹霄青，多少带点试探或考验性质。
    没过多久，校长回京重任艰巨，戴雨农和我们见面的次数减少了，每次来，停留的时间也缩短了。
     剑秋兄和我景况如恒，张炳华却显得忙碌异常，有时候甚至于整夜都不回来，回来休息的时间也不充分，转一下就又走了。我猜，炳华兄很可能参与了一项重要而又秘密的工作。
    此刻，正值日寇侵入上海，我军奋勇抗战的“一二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