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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忆长征:黎平会议下决心“去李换毛”

http://www.newdu.com 2017-08-24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说从遵义会议始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既不是要否定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历届中央领导,更不是说党的历史从遵义会议才开始。如果这样理解,那是误读了。邓小平在1989年6月回顾党的历史讲领导核心问题时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步形成。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显然,讲“第一代”,是就“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而言的,即“第一代成熟的党中央”。
     这些年我坚持“走走党史”,考察了包括长征在内的许多党史现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所起的核心领导作用。前些年的一些党史回忆材料提供的情况,也有助于这个问题的释惑。这里,介绍两个材料:
     一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了会议,作出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方针的决定,不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向黔北的遵义进军。但李德对这个决定十分恼怒。两天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橘林里休息时,同为坐担架行军的张闻天和王稼祥歇在一起。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对王稼祥说: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李德那样顽固,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当晚,王稼祥将这一意见告诉了毛泽东及其他部分同志,随后便在高级将领中传开了,大家纷纷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个材料很重要,印证了遵义会议发生的实际过程。因为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人事变动问题。这是第一。第二,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扩大,博古等只好同意。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二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改变原定议题和程序,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在会前一点都不知道。对会议严厉批评他,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改组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了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这两个谈话,对了解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是怎样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很有帮助。
     的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央常委后,最初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为什么说他是领导核心呢?这涉及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是形式地看问题,还是从实质看问题。在酝酿由谁来接替博古时,周恩来、朱德等是力主毛泽东的,但毛泽东推辞不就,认为让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这主要是考虑共产国际的背景,由张闻天接任,容易为共产国际接受。而让张闻天接任,又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没有立即作出改变最高领导的决定的考量。在长征期间,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打仗转。前述“张王橘谈”已说明了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拥戴,让他出山直接领导红军的军事行动是首要任务。再则,张闻天为人民主而不专权,对博古交给他的这个“负总责”不会“念念不忘”。
     在军事方面,有如上述,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要让毛泽东来挂帅。周恩来长期处在军事领导主要岗位,在李德到中央苏区后,两人的意见不时相左,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后,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常常争吵。湘江战役后,两人的争论更加激烈,到黎平会议期间,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居然对李德拍了桌子,可见矛盾之尖锐。军团领导人都拥护周,遵义会议剥夺了李德指挥权,自然就由周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决策权。但周恩来不揽权,在做最后决策时都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毛泽东的意见。这在当年3月的苟坝会议上表现得最明显。苟坝的头一天会议上,与会的红军将领对来回渡赤水而没打仗已有些不耐烦,一致同意林彪等提出的攻打打鼓新场守敌建议。但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并以宁可不当刚刚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相抗争,但他仍旧未能说服大家。毛泽东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到了深夜,提着马灯,摸走山路,到周恩来住处,要周晚一点下达命令,并找来朱德,说服了二人。第二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三人共同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撤消进攻决定,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又称“三人团”,周仍是团长。这个新“三人团”,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地位。他尽管不是主要负责人,但周恩来在作最后决定时都尊重或征求他的意见。他的正确主张实际指导着此后中央红军的行动,其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凸显无遗。
    经过这些年的党史现场考察与史料考索,在我看来,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归根结底,是由这样三个因素形成的。
     首先是“势”。红军长征从突破国民党军的一道道封锁线开始,就是不断打仗。战争的大势将军事领导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谁能领导军队,谁就能发挥核心作用。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是随队行军的。遵义会议后,他参与中央常委和红军的领导,使他有了发挥核心作用的大平台,成为率领红军长征的实际主角。
     其次是“才”。“势”是前提,能否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关键是才干。毛泽东能够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就在于他“太有才”了。前述张闻天和周恩来对他的评价和期待,说明了这一点。“势”为时事造英雄提供了机会,“才”是英雄造时事的根本。
     再次是“场”。这就是毛泽东的活动场所和工作环境。遵义会议后改组过的中央政治局,跟博古主持中央政治局时的情况大不一样。那时,毛泽东被排斥、受压抑、处于逆境,才能得不到发挥。遵义会议后完全变了,中央政治局的4个常委,能够发挥核心作用的就只有张闻天、周恩来和他三人了,而张、周都很尊重他。张闻天主持政治局开会,注意发扬民主作风,能够充分讨论问题,这为毛泽东展现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有这个“场”和没有这个“场”大不一样,毛泽东的境遇也因之完全不同。遵义会议后,有了这个“场”,毛泽东展示出卓越才能,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成为党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石仲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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