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年前发生在浙江织里的一起灭门案终于告破，当年的杀人犯，如今一个当上老板，一个成了作家。成为作家的那位是安徽南陵人氏，我好奇地随手一搜，发现他曾获安徽文学奖三等奖，这是政府奖，奖金五千块，我所以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年我也在这个获奖名单上，排在刘某之后。
    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举办过由当地宣传部副部长出席的作品研讨会，总之，在世人眼里，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而不仅仅是一位“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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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因此引发高度关注，传说中作家不是社会的良心吗?不是灵魂强壮肉体孱弱以至于手无缚鸡之力吗?一个同时能够杀人越货的作家多么挑战人的想象力啊——刘某被爆出来的资料里说，他1990年曾自费进去鲁迅文学院进修，1994年在《清明》杂志上发表作品，1995年就与同伙做下了灭门大案，感觉他就是在写作间隙捎带手地杀个人抢个劫，洗洗手又回归老本行去了。

▲“著作颇丰”的刘某
    这种诧异，是出于对文学圈的不够了解，是把写作者想得过于纯粹。写作，也不过是诸多职业的一种，甚至于，选择它，也许比选择干别的，更多一点投机的成分。
    1990年，也是王朔最红的那几年，他说过为什么从事这个行当，没像后来的汪峰去说什么“理想”，而是非常现实地说，因为干这行门槛低，认得几个字就能写。
    可不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没有比写作看上去更加低成本高回报的事了。拉板车扛大包之类，辛苦不说，收益还少，得到的尊重有限，还毫无前途。另外一些理想，比如当官、当科学家，或是歌唱家画家，倒是够光鲜，但都需要资本或运气，你够不上。
    只有写作，像是上天给底层“野心家”特意留的后门。
    一无所有没关系，这正是优势之所在，那些伟大的作家，哪个不是历经磨难?
    没有根基不怕，写作这东西全靠灵光一闪，都说大学中文系里是培养不出作家的;
    现在看不出成功迹象也不怕，写作嘛，“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没准明天一睁眼，就被哪个不开眼的评委看中了获个奖，这样的奇迹也不是没发生过……
    刘某获得安徽文学奖的那篇小说《一场电影》，将这种白日梦体现得更为具体，开头就说，有个农民马小牛，是资深文学爱好者，突然写了电影剧本，被某导演看中，一时间风光无两，连H市文化局局长那个“风姿绰约”，用“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来形容也不为过”的，坐“建设银行的办公室”的千金都看上他了，马上就举行婚礼了。

▲刘某作品《一部电影》，首章便是“东窗事发”

▲刘某《一部电影》曾获省一级2005-2006年度文学奖
    虽然后来因为剧本出了岔子，婚事也变得有点悬，但可以看出，刘某是相信，写作能够改变命运的。在当时，指望写作发迹，差不多是一种国民野心。
    这没有问题，野心和理想长得很像不说，当野心碰上天分，也能激发成功。可是，没有天分者大有人在，付出很多而颗粒无收，失落在所难免。
    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引发下海潮之后，上升之路进一步拓宽，许多人跑去做生意还发了财，再坚持写作犹如困守孤城，为智者所不为。
    所以你会见过许多写过诗或是小说的生意人，提起文学是他们的初恋，对于长袖善舞游刃有余的他们，这不过是换个投机(并非贬义词)之道而已，而做官或是做生意，于投机者显然比写作更相宜。
    但改行之后依旧失败的人也不少，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往往还是会回到写作道路上来，如果说当初写作是野心家梦想中的乐园，现在，写作就是失败者心中的庇护所。

▲刘某曾出版的长篇小说《难言之隐》
    我遇见过一个人，最初是一个乡镇卫生所的小医生，看了很多路遥的小说，也曾笔耕多年，最后还是一无所获。遂决定金盆洗手，一不做二不休地辞了职，在镇上开了个小诊所。
    他本来就是头脑灵活的人，诊所的生意越来越好，干脆到县城开了个医院。这个医院后来牛到能和县医院抢生意，而他开的车，比县委书记的还要高档。
    枪打出头鸟，他的医院据说是被当地某衙内看中，跟他商量要入股，他很“不识时务”地拒绝之后，厄运降临了。原本靠打点搞定的事情现在搞不定，诊所所有的问题都被捅出来，他被判了六年。
    他说，是写作这件事救了他。入狱时，他的心情很平静，他想好了入狱之后，再艰难也要重拾写作这件事，他相信假以时日，他能够凭着写作东山再起。他后来还真的写起了小说，到现在还没写完，他准备像曹雪芹那样增删十年，他认为，他一定会震惊文坛。不管他能否如愿，单从实用性的角度上，他都靠写作获得了救赎，我为他感到欣慰。
    我还听说过一个人，曾经是个小公务员，写公文的同时，也写点豆腐块作品，是机关里那种比较典型的文学爱好者。有天他突然发迹了，然后就全面展示了做官能将人怎样的异化，说是判若两人也不为过。
    首先是他的身影从各种聚会上消失，不再写作，据他的一个熟人说，他对于那些还在写的官员极为鄙视，认为这些人太“幼稚”，怎么就那么爱表达?不知道当官的第一步就是要隐藏好自己吗?
    其次是偶尔在路上遇到他，他总是昂首挺胸，目光虚无，你要是主动跟他打招呼，他的目光里也有大人物似的空茫和语焉不详。有次以前的编辑想请他所管辖的部门订份报纸，他居然说，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来找我吧。
    他以譬如昨日死的决绝，与过去的交际圈一刀两断，大家也都当不认识这个人。谁也没想到，他居然还会回归，靠山倒了，他明升暗降，被发配到某处当了个闲职，门庭不若从前热闹，他重新回到写作者的队伍里。
    文学宽容地接纳了他，他也出了书，还担任了作协的一个什么职位，以作家的身份到处采风，过得还不错。
    说到这里有点奇怪，为什么他当年亲近文学而不得，现在倒比以前容易混?原因很简单，文学不好混，但文学圈好混。当年他们未经世事，只是奔着文学而去，只知道拼命写，自然弄不出什么名堂。如今他们出走半生，回来已不复少年，深谙世间规则，知道各种混熟脸、混协会、混奖的奥妙，功夫在诗外，能够获得“成功”也就不足为奇。前两年方方奋勇对文坛“不正之风”开战，闻者大多呵呵，这难道不是公开的秘密吗?用《红楼梦》里贾宝玉嘲笑麝月那句话是：“你倒成了才来的了?”
    作家也不过各种谋生者里的一类，一样跟随着时代跌宕起伏，一样鱼龙混杂，不乏投机取巧，并不具有高出普通人的道德水准。作家里面出一个杀人嫌犯，或者嫌犯里有一位是作家，都不是多么奇怪的事。
    倒是二十二年后，警方以家族基因锁定嫌疑人出处，再经过仔细排查找到嫌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技术进步，让正义伸张得到更多保障，这件一点不文学化的事，也许更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