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蔡某人最近事情颇多。
    除了停电，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还注意到，蔡某人还准备裁撤掉一个机构—— “蒙藏委员会”。
    台湾当局在2018年总预算制定中，唯独没有制定“蒙藏委员会”预算。前几天，台湾当局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废止“蒙藏委员会组织法”，相关业务将分别由“外交部”“文化部”及陆委会承接。
    
    △ 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旧址
    “蒙藏委员会”如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这个“高龄”的机构，早年间也经历过峥嵘岁月，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过一定的贡献。
    

蒙藏委员会是继承的产物。
    清代时期，清廷设立理藩院，管理蒙古各藩事务。清代中期，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总揽事权，主持藏政”，统率驻藏清军，拥有宗教管理权和各大活佛转世身份的认定权。
    晚清时期，英国势力逐渐渗入西藏，并发动了两次侵藏战争，清廷试图直接派各级官吏管理西藏，但还没来得及实现，1912年2月清帝便已然退位。
    清朝灭亡后，驻守在西藏的川军内讧，西藏地方势力借机武装包围驻守拉萨的川军，驻藏大臣和川军最终撤出西藏，转道印度回国。自此出现了中央官员和军队不再驻扎西藏的情况。1913年，英国代表与西藏地方代表私自签署了妄图将西藏分裂出去的《西姆拉条约》，并炮制出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
    在“麦克马洪线”出炉之前，距离西藏数千公里的蒙古地区也遭遇分裂的威胁。
    晚清时期，蒙古地区也处于风雨飘摇中，沙俄一直觊觎蒙古，笼络收买蒙古高层，挑拨离间，沙俄怂恿一些蒙古王公发动叛乱，并于1912年控制了所有外蒙古地区。
    辛亥革命之后，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思想基础上，袁世凯政府成立专管蒙藏事务的独立机构，由于理藩院的名称有违民族平等，该独立机构名为蒙藏事务局，此机构便是蒙藏委员会的前身。1915年，蒙藏事务局又改名蒙藏院。
    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内部势力混战频仍，对于蒙藏事务难以顾及。1924年，外蒙古独立。
    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党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同年，国民党为了接管原北洋政府蒙藏院的职能，成立蒙藏委员会。第一任蒙藏委员会秘书长为阎锡山，该机构为国民党管理西藏、蒙古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大陆期间，蒙藏委员会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此时，蒙古的最大威胁从俄国换成了日本。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在东北建立，一些蒙古王公在日本的帮助下，企图实现所谓内蒙古“自治”，以德王为首的蒙古王公，在百灵庙召开会议，要求组建“内蒙古自治政府”，德王的要求不符合政府的既定方针。蒙藏委员会成员几经与德王等人磋商，缓解了内蒙古政治危机。
    卢沟桥事变后，内蒙古西部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据情报显示，德王有可能与日本勾结劫夺成吉思汗陵寝，借以获得巨大的政治能量。1939年，成吉思汗陵主祭官经蒙藏委员会向蒋介石提出，迁移成吉思汗陵。蒙藏委员会主张迁陵，其认为一旦丢失成陵，将会削弱蒙古同胞的向心力。
    当年6月，在委员会的主导下，成陵开始西迁，最终到达甘肃榆中县兴隆山。
    一路上，各地举办了盛大的仪式，此次迁陵活动，充分肯定了成吉思汗的历史功绩，认定成吉思汗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1941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前往兴隆山，这是民国政府首次派遣大员拜谒成吉思汗陵。
    

抗战时期，西藏是后方中的后方，但在平静的外表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在拉萨经历了看不见的硝烟。
    驻藏办的成立始于一次良机。1938年，西藏人员在青海寻访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西藏方面本想保守秘密，以候选幼童的名义将该灵童低调请回拉萨，之后绕过国民政府直接认定坐床。
    国民政府认识到，达赖喇嘛的转世是调整双方关系、行使国家主权的一个机会。在得知青海灵童被西藏认定为转世后，国民政府下令青海省政府严防拉萨方面将灵童秘密请回西藏。西藏方面碰了钉子，便接受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作为特派大员亲自入藏主持转世灵童坐床。在藏期间，吴忠信促成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设立。
    
    △ 1940年，吴忠信到西藏
    1940年4月，驻藏办事处正式成立，驻藏办作为国民政府的耳目，收集到很多有关英国和西藏当局分裂行为的材料。
    1940年，中缅公路关闭后，为了开辟新的援华物资通道，安定抗战后方，并“拉回西藏”，国民政府决定修建中印公路，西藏当局起初赞同，但在英国的鼓动下，很快改变态度，调兵拦截公路勘测队，并下令探路测量人员，不能进入西藏，并以“佛示不准”为理由。驻藏办与之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但苦于没有硬实力，最终中印公路计划夭折。
    此后西藏当局更加有恃无恐，在英国的支持下成立“外交局”，规定“今后汉藏间事无巨细，请径向该机关洽办”。驻藏办对此坚决抵制，并派职员赶赴西藏当局办公地，试探态度，西藏当局不许职员进门，称必须向外交局接洽。驻藏办认为，国民政府应该坚决反对“外交局”。西藏当局此后又在拉萨逮捕几名汉民，毒打凌辱，迫使驻藏办与该局交涉。虽然手中没有“底牌”，但驻藏办坚持不与“外交局”接洽。
    驻藏办如同独木，在起伏的政治波涛中苦撑。二战后期，中国与英美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英国又受印度独立运动的影响，干涉西藏事务能力大大下降。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威信大增，驻藏办在西藏的权威也提高了不少，时任驻京办主任的沈宗濂本可施展拳脚，但国民政府下令“以无事为大事，无功为大功”。
    1946年1月，无所作为的沈宗濂将驻藏办的事务托付给主任秘书陈锡璋，自己前往南京，不再回藏。此后西藏强硬派彻底在地方政坛中占据上风，随着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节节失利，西藏当局借机于1949年7月再次上演骚乱，驻藏办无奈撤离拉萨，从此成为历史的过眼云烟。
    

国民党退台后，实际所管辖范围缩小，财政困难，行政部门开始大规模裁撤部门，但“蒙藏委员会”还是保留下来。当时仅仅有几百名蒙藏人士跟随国民党来台。毫无疑问，“蒙藏委员会”只作为一种聊胜于无的象征物存在。
    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注意到，在台期间，“蒙藏委员会”从事抚恤在台蒙藏人士、培育蒙藏青年、联络海外蒙藏同胞、进行蒙藏研究等工作。2011年台湾当局的“蒙藏委员会”提出“关怀蒙藏，连结台湾”，其蒙藏业务不仅涉及两岸，还包括蒙古、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布里亚特、图瓦等蒙古族裔共和国。   据统计，目前台湾共有藏族人士120户，约500人，六成为工厂工人，谋生困难，处于社会边缘，所以基本都是台湾“蒙藏委员会”服务关照的对象。而在台湾地区的蒙古族人士约有400多人。
    2010年，台湾当局就准备裁撤“蒙藏委员会”，但由于“蒙藏委员会组织法”并未废止，致使“蒙藏委员会”留存至今，如今，已经“高寿”近90的“蒙藏委员会”，可能又将迎来其生存与否的一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