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录片《二十二》引起关注的同时，一篇题为《我恨日本人，但更恨中国人！》的“慰安妇口述”稿在网上火速传播。
    

    不少人被文中的语句震撼：
    

“我恨日本鬼子，这不假；可你知道，我更恨的是谁吗？是我们中国人，具体点说就是我们村里的人；他们比日本鬼子伤害我的还深，还让我受不了。
    日本鬼子本来就是我们仇人，恨是当然的；可村里的人连亲带故，大大小小都出不了五服，不是同宗也是同祖，可他们待我们是最没人情味的。日本鬼子糟蹋完我们后，还要给一顿好饭，还要休息几天，可他们随便在我们的心上大小便。”

    然而在转发与感动同时，也有网友对该口述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老人家的口述回忆会如此清晰且文笔斐然？
    
    
    文字煽情的痕迹是不是太重了？
    
    
    文中为何不提是哪位“慰安妇”幸存者？
    

    “这篇文章非常有问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告诉记者，文中有讲述者说的一句“解放四十多年”，和“1992年”这个时间点比较吻合。“如果真是1992年的口述稿，那么这应该是伪造的，因为1992年时刚有幸存者愿意站出来。”
    

“这个文笔也不可能是受害者自己的讲述。我们前后访问了两百多个老人家，我们很清楚她们会如何讲述。”

    苏智良举例，文中有一句“如果他们（指邻村男人）能够站出来承担打死日本鬼子18人的责任，我们也可能不会成为日军的随军妓女”。
    

“一个农村老太太在1992年会说出 ‘随军妓女’这样的词吗？”

    又比如文中这么一句：“他们就是不吭声，日本鬼子也利用了中国人这个怕死弱点，大开杀戒，单个单个地毙这487人，尸首堆成个小山，全都是照着后脑勺开的枪，满地都是白花花脑浆子。”
    

“在我们的口述采访中，老人家不可能对数字有这么清晰、肯定的记忆。”苏智良说。

    再比如：
    

“当天下午，就有600多日本鬼子开进来。他们也不像后来电影说的那样，乱糟糟一团。他们很有纪律地，一个个站着队，默默地分成若干小队排在门口，没有一点声音。”

    苏智良分析，当时日军占领地到处都是慰安所和变相的“强奸中心”，日军在中国战场大多也比较分散，不大可能如此集中那么多人去一个慰安所。“我们史料照片里确实有日本兵排队，但都是二三十个人。” 
    
    
    日本兵今村守之拍摄的松江慰安所。苏智良供图
    此外，苏智良认为文章对女性受害过程的描述程度在口述史中比较少见，那种描述性的话语，不可能是受害者自己的叙述。而对于讲述者受害的具体地点，该文全篇没有提及，只在后文提到“我们被运到山西大同，并进了日本鬼子的慰安营。”苏智良认为，如果是一篇调查稿，那么不应该连受害地方地点都没提及。
    “我们要做研究，就是要非常严谨，绝对不能虚构或者夸大。”苏智良向记者坦言，尽管社会开始体谅、关爱“慰安妇”幸存者是好的，但依然要比较严肃地对待这个历史话题，例如江浩《昭示:中国慰安妇》这样的纪实文学和历史真相也不能划上等号。
    

“不要去消费老人，不要把民族伤痛作为一个吸引眼球的道具。我想还是要怀着弄清事实真相的敬畏的态度去对待吧。”

    纪录电影《二十二》主题曲《九重山》(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