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方面在财政上尤其困难。曾有记者问孙中山说：“您这次回国，带来了多少饷？多少枪炮？”孙中山坦然承认：“我空着两手回来，可是我带回来国人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革命精神。”后来他就任临时大总统，还是没有钱，“一不能从列强手中收回关税，二不能实行强行征发的革命政策，三不能从列强那里借到钱款”（朱宗震先生语）。胡汉民后来回忆说，一次安徽前线告急，粮饷皆缺。孙总统大笔一挥--拨款20万，他不知道所谓国库中仅有银元10块。只有革命精神，没有钱是不能打仗的，北伐也就只落得一句空话，到头来要推翻清朝，还是少不了袁世凯的帮忙。南北对峙，谁也吃不掉谁，停战和谈就成了双赢的选择。
    黄兴视袁世凯为“中国之华盛顿”
     革命后不久，1911年的11月1日，黎元洪就给袁世凯去信说，如果他赞同革命，“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随后不久，黄兴也致书袁世凯，“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简单一句话，只要袁世凯肯推翻满清政权、拥护共和，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就非他莫属。
     另据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记载，当时革命军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革命事业非袁不易成功，袁不是曾国藩、胡林翼，革命党人不要把他迫着走曾、胡这条路。今日大势，不是革命党和清廷的问题，而是革命党和袁的问题，袁的问题一解决，革命就成功了，而袁的问题只是条件问题，不是原则问题。”曾国藩和胡林翼都是为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功臣，而现在袁世凯并不想为清廷卖死命，和革命军拼个你死我活，所以只要袁世凯肯和南方合作，那么颠覆清王朝也就很容易了。“利用袁可以事半功倍”，正是南方革命党人的普遍心态。
     12月1日，在武昌召开的革命军各省区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即通过决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12月3日，交战双方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斡旋下，实现停战（一直延续到次年1月29日）；18日，南北议和在上海正式启动，伍廷芳代表南方，唐绍仪代表北方，对议和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其中“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为双方共识，若国民公决后，多数人赞同共和政体，那么清帝退位，由袁世凯出任民国首任总统。
     这边议和代表还在上海争执，南京那里却把临时大总统给选了出来，组织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方公然违约，主要有两点原因：在同盟会元老们看来，孙中山为革命奔波一生，民国首任总统的殊荣理应归其享有。再有，当时的南方也确实需要一个中央政府，不必有多大影响、也无须有多少力量，只要这么一个象征就足够了。因为如此一来，南方就可以和清政府平起平坐。政府对政府，谈判起来才能理直气壮。
     袁世凯闻讯后自然极为恼怒，对身边人说：“既然已经选了总统，那么我坐在什么位子上呢？算了吧！不必谈和了。”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则发表联名通电，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表示如果以少数人的意见而采取共和政体，必将誓死抵抗。
     革命党人自知理亏，所以孙中山一上任，就立刻拍电报给袁世凯对此予以解释，“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现在清帝尚未退位，“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明明白白地告诉袁世凯，大总统之位早晚还是你的，我孙文不过暂时帮你看管一下罢了。区区几个月有职无权的大总统，看上去算不了什么，可实质上却使孙中山成了共和缔造者、中华民国的“国父”。
     此后孙中山又明确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1912年1月15日）袁世凯这才暂时放下心来，恢复了对南方的信任。议和得以继续进行。
    孙中山：“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
     孙中山要让位袁世凯当然不能没有条件，后者至少还要把北京的宣统皇帝请下来。要说事情也不算太棘手，但是袁世凯一则不想背“篡逆”的恶名，二来也感念清廷恩德，所以不能动武只能劝说。
     袁世凯那时候虽然是做了内阁总理大臣，把摄政王载沣也撵回了家，将内外大权独揽在手。可是北京城内此时还有载涛统率的禁卫军，这支全部由满人组建的军队，与早已腐朽的八旗兵不同，他们的装备、训练和待遇都堪称一流，是一支能上战场的劲旅。禁卫军的任务只有一个：保护满洲亲贵。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袁世凯怎么能容得下它在身边虎视眈眈？他借口说目下大敌当前，希望载涛能亲自带领禁卫军到前线杀敌，起一个表率作用。向来胆小的载涛听说后魂飞魄散，立马辞职不干了。袁世凯顺理成章地把亲信冯国璋扶上了禁卫军统帅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