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插曲。当时东京已经是个相当商业化的城市，所有的教堂与牧师在几个月以前就要约定好。
     我临走时向哥哥道别，哥哥问我能不能不在东京结婚。我说：“可以，但是时间要挪后，这次来不及了。”哥哥说：“你可以跟教堂商量一下嘛！”我听了之后很生气地说：“你在'中华民国'可以说了算数，你到日本则不然，你的话日本人不会听的。”他也知道我很生气，因为我从来没有对他发火过。我接着又说：“日本是个工商社会，非常科学化，你还活在帝王世界，你说一句话，别人就会百依百顺，我样样事情都要靠自己去接头。更何况在东京不是你说一句话就能成事的。”
    哥哥后来又问我：“你能不能不在教堂里结婚，改成在牧师的家里举行婚礼。”
    我说：“这点我可以和牧师商量，但是我也不能答应你，我要和牧师商量过后才能决定。”说完，我就离开哥哥家到东京去。
     爱伦从小在中国长大，后来又到日本留学，她个性非常耿直、开朗，夫人很喜欢她，因为她从来不讲假话，就如同我在父亲面前从来不说假话一样。
     民国五十一年（1962年），孝刚在台北出生。孝刚出生后，父亲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们家的小孩容易受社会的诱惑，被社会宠坏，人家对我们蒋家的子弟总是客气一些，最后蒋家子弟就会变成特权阶级。”所以孝刚自复兴小学毕业后，我就把他送到国外去念书，那年刚好父亲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