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贵州文史》2008年第4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美、英、苏等主要战胜国都分别派兵以不同方式登上了日本的领土。苏联占领了日本的北方四岛，英国也以英联邦的名义派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队协助美国占领日本。而唯独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要参加国和抗日战争中牺牲最大的国家—中国却没有派出一支军队踏上日本的领土。原因究竟何在?
     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国联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是反法西斯盟国处理战败国日本的纲领性文件。文件的第七条规定：“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第十二条则规定：“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也就是说，到日本能够成立一个让世界不再感受到威胁的政府之前，同盟国将会各自派出本国军队一直留驻日本，对日本本土实施占领。那么，作为主要参战国的中国来说，派出军队参加对日占领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此，中国国民党政府在战后也的确曾经作出了驻日的安排，即将原来的荣誉二师整编为六十七师，以精通日语的儒将戴坚为师长，准备赴日。荣誉二师曾参加过印缅战争，又执行过赴越南受降任务，积累不少了与盟军交往的经验。全师装备精良，官兵的整体素质较好，士兵的识字率很高，在接到驻日命令后，又开始为此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全师官兵平均身高达到1．7米以上，士兵的文化程度均达到小学毕业。并开展了包括日语在内的相关业务培训，对连以上军官，除进行执行占领日本任务的训练外，还要求进行一般国际社交和集会的习俗、礼仪等训练。同时，为与美军合作执行任务，全师官兵一律使用美式装备，其编制也是采用美式的编制。所以在1946年5月初，国防部派员前往该师检查出国前的准备工作时，获得“确实是一支理想的出国部队”的好评。国民党当局于1946年5月27日，命戴坚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等一行21人飞赴日本，与盟军占领当局商洽关于驻扎地点等具体事宜。按照美军指派，六十七师将划规美第八军管辖，驻地为日本的名古屋一带。8月，六十七师自越南海防(该师自1945年9月，开赴海防接受日军投降后一直驻扎在那里)乘轮船经香港转往上海，在此集结待命准备赴日。但就在整装待发之际，六十七师却突然被临时投入到内战战场，继而遭中国共产党军队歼灭。于是，驻日一事便不了了之，再无下文。那么真的是因为六十七师被歼灭，导致无兵可派，从而放弃了对日的占领吗?答案是否定的，导致这一最终结果的原因错综复杂，远非这么简单。六十七师被歼只是一个表面原因，因为，当时国民党掌控着一国之政府，即使在战后初期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困难，再抽出一部分兵员另组一支部队赴日，也并非难事。之所以放弃驻日，背后另有一番隐情。
     首先，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看，蒋介石政府秉承了其一贯的“安内攘外”政策。终其在大陆统治的整个时期，始终未有改变。蒋本人及其主要幕僚张群、戴季陶在对日问题上观点一致，始终对日采取妥协纵容，因此导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蒋看来，共产党才是他的最大威胁，是需要首先清除的对象。只是后来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蒋在“西安事变”遭禁锢的窘境下，才迫不得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一致对外。但蒋在八年抗战中依然未放弃反共政策，“皖南事变”就是一个证明。“安内攘外”导致蒋只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权之争，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早在1943年11月23日晚，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谈时，就已经口头试探过中国政府的战后对日占领问题。罗斯福向蒋介石提议战后由中国来主导对日的占领问题，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婉拒。蒋答复说，中国此时还没有担当这个重任的准备，并请由美国来主导，不过，在必要时中国可以扮演辅助的角色。又说，此事需看将来形势的发展再定。这番话，反映出蒋介石既不愿意参与主导对日占领，又不敢得罪美国。对日作战尚仰仗于美国，因此他并未把话说绝。但由此透露出一个信息：蒋介石对此事始终是持一种消极的态度。战后，一直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的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在抗日战争中被消灭、削弱，反而日益壮大起来。截止到1945年9月，中共已拥有127万正规军和268万的民兵，党员120多万，解放区共19个，人口达一亿二千万人。面对这样的局势，只有集中力量来对付共产党才是其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