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女战士使我印象至深，她叫王清珍，是个铁路工人的女儿，只有十七岁。她在五圣山后面的坑道病房护理二十多个重伤员，喂饭、换药、洗绷带，还要背伤员出洞解大小便。有个伤员嘴巴化脓，不能咀嚼，她先把饭嚼烂，像大人喂孩子一样一口一口地喂到战友的嘴里。还有一个腹部重伤的伤员，不能动弹，躺着解不下大小便，又憋又胀，十分痛苦。这个姑娘为了解除战友的痛苦，帮助伤员排尿，情操之高尚，令人肃然起敬。
    在上甘岭战役第二阶段的坑道斗争中，我们的战士就这样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革命军人的优秀品质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
     当时，整个朝鲜战场其它地方的枪声稀落了，板门店谈判桌上谈判双方都在等着上甘岭的消息，谁的部队在上甘岭打得硬，谈判桌前谁的腰杆就硬，讲话底气就足。兵团、志司、军委乃至毛泽东主席，都密切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志司和兵团不断打电话询问情况，探探我的口气，看看十五军还有多大决心。我们虽然连日酷战，艰难重重，但心里清楚，我们困难，敌人比我们更困难。我们必须顶住，顶住就意味着胜利。因此，对上，我们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回答：“请各级首长和毛主席放心，请全国人民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
    大反击
     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九师师长张显扬、政委王新、三十一师政委刘？、副师长李长林到德山岘会同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政委聂济峰召开了一次联席作战会议，讨论反击方案，并联名将方案报告军部。
     针对火力上敌强我弱的特点，和冲击出发地距离目标较远的弱势，几个师的指挥员动了不少脑筋，集思广益，调动战术思维，提出诱惑敌人的炮火和机动地使用自己炮火的二十三条办法，运用假火力准备、假冲击、炮火假转移等战术。
     衡量再三，我对这个方案是比较满意的，很快给了批复：“为利用有利地形，大量歼灭敌人，三十日夜，只拿下597.9高地主峰，其余次日夺取之。”
     十月二十九日，我反击部队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经过两天预先火力准备，十月三十日二十二时，进行直接火力准备，五分钟后，火力延伸，第一线步兵佯动，诱敌展开，十分钟后，已经延伸的炮火突然减下表尺，杀了个回马枪，已经展开战斗队形的敌人并没有接触我进攻步兵，倒被突然缩回来的炮火杀伤不少。二十二时二十五分，我以十个连的兵力（含坑道内临时组织的两个连）对占领597.9高地表面阵地的敌人进行内外夹击。经过五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四个连，打退敌人一个营的多次反扑。三十一日凌晨，597.9高地阵地全部被我军收复。曾经指挥过黄继光所在八连战斗的优秀指挥员、一三五团二营参谋长张广生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从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五日，敌人先后投入十七个营的兵力，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连续六天对597.9高地进行反扑。
     美国佬为了鼓舞士气，也进行了“政治动员”，除了军中牧师那一套外，还把597.9高地取名为“珍妮·罗素”山。珍妮·罗素是好莱坞女明星，在美军中很受官兵崇拜。他们一边喊着珍妮·罗素的名字，一边往高地上冲，很多人被打死在这虚构的幻境之中。
     十一月一日，经兵团批准，我们将作为军预备役队的第三十一师九十一团投入战斗，我亲自给崔建功、刘？等同志打电话下达强硬命令。
    刘？表示，三十一师要当好十二军的代表队，学习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的战斗精神，坚决服从十五军首长的指挥。
     一切落实之后，我军共投入二十一个连的兵力，在表面阵地工事完全被毁的情况下，利用石缝、石坎、弹坑和敌人的尸体作掩体，采取坑道屯兵，小部队坚守，小部队出击，边打边补充，边打边修等手段，给敌以大量杀伤。
     十一月二日，敌纠集韩九师两个营、美七师十七团、美空降一八七团及哥伦比亚等共五个营的兵力，多路、多梯次向我发动大小四十余次进攻。下午四时，敌人的三十多辆汽车运载一个营上来增援，遭到我炮火拦阻后，又退回去，于进攻出发地修筑工事，伺机出动。
     我接到崔建功的报告后，决定尽量减少步兵参战，以炮火给这股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命令火箭炮营神速进入阵地，一次齐放，顿时一片火海，敌人的这个营基本上没留下几个活的。
     刚上阵地的三十一师九十一团也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体现出了兄弟部队过硬的战斗作风。尤其是指挥上注意研究，在人生地生、情况不明的条件下，迅速适应环境，摸清敌人规律。在反击和坚守中，均能体现灵活的战术，往往以小股战斗单位控制要点支撑十分得力。为此，军党委对三十一师予以通令嘉奖，号召十五军部队学习三十一师，边打边研究，打一仗进一步，以小的代价歼灭敌人，最后把敌人熬垮。
    十一月五日，美军和韩军拼凑了八个连队，向我1、2、7、8、9号阵地发起攻击，被我军打退。
    上午十时四十分，美军两个营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又向我阵地冲击，仍未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