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但是平静的生活没有持久多久，建国初期，艾思奇肩负的任务非常繁重，除了中央党校工作之外，他还有很多职务，在社会上和学术界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除了中央党校的工资之外，艾思奇不多拿一分钱，力求把每一项工作，每一篇文章都做到最好。但是，他的成就却引来了一个人的不满。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央党校教务长的陈伯达。
     王丹一：那个时候有一个食堂，那些领导人负责的主要教员都到那儿吃饭，他（陈伯达）莫名其妙，他走到艾思奇前面，他那个时候是教务长，还没到中南海，他说艾教员，就是说教员，他伸个小拇指，教员是九品官，意思就比芝麻官还要小，你别翘尾巴。
     因为那个时候外头呢，好像好多重要场合，比如说给胡志明讲课，兄弟党，一个学员还到钓鱼台去给胡志明讲课，1950年，广播电台、北大什么的，他就生怕在外头翘尾巴，回来不服管。
     解说：除了言语上的攻击，陈伯达开始找艾思奇学术上的麻烦，他先是肯定了《大众哲学》的作用，然后话锋一转，指责这本书里漏洞百出。
     王丹一：就散布艾思奇靠一本书吃饭，就他那个《大众哲学》，其实《大众哲学》随便翻开哪一页都有错误。这个二元论、庸俗化，挂一个牌子吧，《大众哲学》大众化，就讽刺挖苦他，就说他靠一本书吃饭。
     韩树英：他就组织的一些人，找《大众哲学》的毛病，他的学生，都是他的学生。马列学院第一期的学生，那当然都是一个调子，说《大众哲学》这个毛病、那个毛病。这个事情呢，后来艾思奇就表了态了，说是不再出版了吧。
     解说：后来陈伯达又罗列了一些艾思奇的问题，上报到了中央，这场风波以艾思奇承诺《大众哲学》永不再版而收场，但事实上，直到今天，《大众哲学》仍然在出版并广为流传。
     解说：1958年1月，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开始反右派。艾思奇带着韩树英、吴秉元等四个人，被下放到河南省登封县。艾思奇挂职地委副书记，这一年，大跃进之风已经越演越烈。
     韩树英：召开了全国的小麦工作会议，最后定出来一个指标，什么指标呢？河南的温县跟偃师这两个县小麦要保三千斤争五千斤，我的天爷，小麦每亩地要保三千斤，争五千斤，那么全国呢？其他的各个县呢？是要保一千斤争三千呐，要平均都得一千斤呐到现在也做不到。
     解说：当时登封县分管农业的部长，写了一篇社论准备发表到当地的报纸上，稿子发表前送到了艾思奇这里，一向沉默寡言的艾思奇发火了。
     韩树英：他说，咱们登封是先进县，咱们不能停在一千斤，咱们争全县要两千斤保两千。就写了社论在登封的报纸上要登，送到艾思奇那儿最后他要审稿子的，一看他火了，他火了，他骂了一句，骂什么我不说了。完了以后那红笔一拉就把这个拉掉了。
     解说：后来艾思奇听取了韩树英的意见，作为“犯了错误”而下放锻炼的挂职干部，不便强硬插手县里事务。最后艾思奇要求将文章中的“指标每亩两千斤”去掉，通过这件事他对眼下的浮夸风赶到更加忧心。
     吴秉元：他给省里写过一封信，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意思呢就是光是提高指标，不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光靠这个不行，就是不能光是靠高指标不行，就是还是要实事求是，写过这么一封信。
     韩树英：吴芝圃最后啊，我们十六个人临走的时候请了一个客，说了这么两句话，河南这几年的工作当然也有成绩，当然也有毛病，现实主义少了一点，浪漫主义多了一点。他这么抽象的来算有点儿讲到自己的不足了，缺点了，这个事也是由艾思奇的这个信引起来的吧，大概，他也是对他的表态吧，这也算是浪漫主义吧，那个指标高。
     解说：1959年7月，艾思奇结束下放回到北京，在哲学教研室内部总结会上，他做了一段讲话。第一句是，看起来我们的唯物主义还不够彻底。
     王丹一：我们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我们不改正群众要打扁担呐，他个人的力量多么有限，那全党全中央都意气风发了，大跃进他提一点反面的意见，那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就是出于理论家的良心啊。但是那个声音是非常微弱的，因为他是内定的中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