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林彪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泽东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的是要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唱《国际歌》，为的是说明世上从来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批判林彪的“天才论”。
     毛泽东在跟华国锋谈话的时候，还说了这么一句：“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华国锋虽然跟叶剑英不熟，但是毛泽东的这句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倚重叶剑英，最初就是始于毛泽东的这句话。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
     1971年冬，在全国开展批判林彪的“批修整风”时，华国锋又一次表示自己对于毛泽东的忠诚：带领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书记冒着严寒，前往毛泽东故乡韶山，在那里举办学习班。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病故，中间一度由李震代理，后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担任公安部部长。
     谢富治，1909年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区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1930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屡立战功。1952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担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1970年，谢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术。虽经医护人员全力调治，但终因癌细胞转移，久治不愈，于1972年3月26日病故于北京。
     尽管华国锋从未从事过公安工作，但还是被毛泽东提议担任公安部部长这一职务。公安部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当毛泽东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
     前已述及，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不过，毛泽东当时对于接班人的考虑是多方的：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1971年2月，毛泽东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另外，毛泽东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经从沈阳调来北京的李德生。
     李德生生于1916年，比华国锋大5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1968年后，历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最初对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的考虑是分别作为党、政、军的接班人。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安排李德生作为军队方面接班人的意向。当时正在出席会议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来的召见，周恩来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换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上山开会。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主将之一。毛泽东把黄永胜调上庐山，和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时，毛泽东的专列从上海驶抵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奉命赶来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毛泽东命令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到南口，以防林彪进行武装政变。当天深夜，当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时，周恩来立即命李德生前往军委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所以，毛泽东安排李德生作为军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图，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
    毛泽东调华国锋来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是打算安排他作为国务院方面的接班人。
    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之后，先是让他在北京“读书”，出席各种会议。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预告”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也就是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也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对于华国锋来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没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那样引人瞩目。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根生曾这样回忆当时与华国锋的交往：
     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
     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毛泽东在安排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在党、政、军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虑起用了邓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王震从江西回到北京，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力荐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就邓小平8月3日给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讯号：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其实，毛泽东在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前的20多天——1972年7月22日，就曾对陈云的来信作了批示。
     当时，陈云跟邓小平一样，也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7月21日，陈云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谈了他在江西南昌郊区的情况，请求中央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陈云在信中写道：
     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分配，可否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参加学习班之后，可否在我身体还能走动的几年，在春秋季节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这样办的话，因为我不能坐飞机，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给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长一点在外地走访的时间。
    翌日，毛泽东便在陈云来信上批示：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泽东又在陈云来信的信封上批示：“请总理办。”
    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批示，陈云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
    陈云能够从江西回到北京，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于是，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信，同样也从江西回到了北京。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又从江西调来了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