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林彪同美国大使馆一位官员谈话，透露了蒋介石接见他和周恩来时谈话的内容。美国驻华大使馆代办艾其森于6月24日向国务卿报告：“6月7日，蒋介石与在重庆的共产党代表林将军和周将军会谈时通知他们，他对两党分歧的看法没有改变，即共产党应该放弃它的政府和军队，然后可允许共产党选择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成为类似目前自由中国存在的其他党派那样的少数党。（尽管林是应委员长的邀请，于1942年10月来到重庆的，但是，正如大使馆在5月6日654号电报中报告的那样，林仅见到蒋三次，并为这次最后会谈一直等待了六个多月。）委员长并没有提出其他条件作为讨论分歧的基础。”
     此前，蒋介石几次阻挠周恩来回延安。毛泽东担心蒋介石此时将周、林扣留，乃于15日致电周恩来、林彪：何时动身？盼7月1日前赶到延安，共商七七宣言。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一则求速，二则避嫌。
     6月28日，林彪和周恩来、邓颖超等100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此时，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于6月中旬密令胡宗南将驻山西的两个军调到陕北包围陕甘宁边区。因此，当周恩来、林彪7月9日到达西安时，就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要周、林同胡交涉，让胡撤走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胡宗南不承认有进攻延安的企图。他宴请了周恩来和林彪，席间称周为老师，称林为同学。周、林一行在西安逗留三天后继续北上，7月16日，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张闻天等的欢迎。
     林彪这一次的对外联络工作就此结束。抗战胜利后，他到东北带兵打仗，后又随大军南下，直到1950年3月回北京养病。后来，他还随周恩来就应对朝鲜战争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进行过谈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长，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由热情、豪爽的陈毅副总理接替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林彪此时一直在养病，此后，他就很少接触对外联络事务了。
     如何利用苏美矛盾，调整中国对外战略关系，对于林彪来说，似乎是一个盲点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林彪的名字写入党章，他的声望达到顶峰。在中共九大以后，中国面对美、苏两霸，腹背受敌，如何从分析国际形势入手，调整对外战略，成为迫切问题。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不久，毛泽东看了关于这一事件的一份报告后，自言自语地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准备打两个半战争。第一场在欧洲，主要是对付苏联。第二场是在亚洲，主要是对付中国。还有半个是应付突然的局部战争，诸如中东的冲突。毛泽东估计，“珍宝岛事件”后，美国将会调整国际战略；而中国亦将随机应变，改变“文革”以来四面树敌、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
     为此，毛泽东要求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除下工厂蹲点之外，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文件，召开国际问题座谈会，研究国际战略，每月讨论两三次。
     6月7日至7月10日，四位老帅进行了6次讨论并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提出了同当时流行的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的观点颇不一致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国、苏联的战略重点都在西方，他们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
     9月11日上午，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了谈判。13日，四位老帅集体阅读了周恩来和柯西金的谈话记录，认为柯西金所以会屈尊就教，是想同我们缓和一下，借中国压美国。美国对此很着急，尼克松一定会急起直追。陈毅说：中苏首脑会谈震动了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
     但不久，战争气氛又陡然紧张起来。9月16日，经常透露苏联重大决策的苏联记者维科托·路易斯在伦敦《新闻晚报》撰文说，如果中苏爆发战争，“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会知道”，并说，苏联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四位老帅进行紧急讨论后，写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分析了柯西金来华的意图和苏联大举进攻中国的可能性问题，认为苏联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作了相应部署，但在政治上下不了决心。“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大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而美国“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文中还列举其他因素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