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和杨仪结怨，肯定有自己“性矜高”的原因；不能赢得诸葛亮的信任与好感，大概也与他自己牢骚满腹不无联系，套用一句时髦的现代话，叫做“沟通能力”有问题。但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人才的选拔、干部的任用仅仅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刘备在世时，还能拿点主意，因此魏延才有直接向诸葛亮陈述己见的机会。刘备一死，后主是稀泥糊不上墙，大事完全决于诸葛亮；偏偏诸葛亮又看不上魏延的策略，认为都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魏延如果不受排斥，岂非怪事。
    然而排斥魏延是大错，重用马谡更是大错。
     如果推选最有名的五出京剧老生戏，那一定少不了“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三出连本折子戏的统称。这出戏的主角儿当然是老生诸葛亮，然而推动剧情发展的，却是花脸马谡。此人是荆州襄阳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字幼常。兄弟五人皆有贤名，号称“马氏五常”。其中马谡和马良名气最大。对于马谡，大家都知道刘备曾有“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结论，但对失街亭的原因，大概还停留在马谡坚持出战、甚至不惜立所谓的军令状这个小说演义的层面上。这当然不是历史事实。据《三国志·蜀书·马良马谡传》记载，“时有宿将魏延吴壹(懿)等，诸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众在前。”也就是说，诸葛亮不仅完全忘记了刘备的遗言，当时也是力排众议而选择了马谡的，我想那个场面肯定相当激烈。
     街亭败仗后，诸葛亮要执行战场纪律，杀掉马谡。这一点，当时他选定的接班人蒋琬也有不同意见。他说：“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
     蒋琬说的是晋文公重耳的故事。他为了图谋霸业，于公元前632年(周襄王二十年)，以援助宋国为名，与成得臣指挥的楚国大军争夺中原霸权，最终爆发城濮(今河南濮阳附近)之战。这是晋楚争霸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退避三舍”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期间。成得臣字子玉，是楚国令尹。他不顾楚成王劝告，穷兵黩武，最终大败。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焚楚军，火数日不息。文公叹。左右曰：胜楚而君犹忧，何？文公曰：吾闻能战胜安者唯圣人，是以惧。且子玉犹在，庸可喜乎。子玉之败而归，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贪与晋战，让责子玉，子玉自杀。晋文公曰：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于是乃喜。”也就是说，尽管打了胜仗，重耳依然忧心忡忡，因为子玉还在。然而后来因为受到楚成王的指责，子玉羞愧自杀，消息传出，重耳于是喜出望外。
     蒋琬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诸葛亮更有道理。他跟马谡、马良的私交都非常密切，之所以执意要动刀，是因为后者还有更加严重的情节：败后逃亡。
     当时向朗为丞相长史，随军征战。他与马谡感情很好。《向朗传》中有这样的话：“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就是说，街亭战败后，马谡并未投案自首、回营请罪，而是畏罪潜逃。长史向朗知情不举，被诸葛亮撤职。必定是这段曲折，让诸葛亮起了杀心。《诸葛亮传》中称诸葛亮“戳谡以谢众”，《王平传》中进一步记载：“丞相亮即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
     然而马谡最终却并非死于军法。《马谡传》对此有明确记载：“谡下狱物故”，即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他已经病死于狱中，时年三十九岁。看来三十九岁确实是道门槛儿，岳飞没迈过去，郑成功没迈过去，还有格瓦拉与肖邦，统统倒在门槛儿之前，再加上这个才能出众的马谡。他虽然不是统兵的将才，却是高明的参谋之才，特别善于谋划判断。而正是这一点，模糊了诸葛亮的视线：他混淆了谋划能力与执行能力的区别。
     有人认为诸葛亮斩马谡是处置不当错上加错，甚至有点寻找替罪羊之嫌。这个看法又过了头。对此陈寿的观点很有参考意义。当时其父在马谡手下任参军，也连带受了髡刑，被剃成光头，以示羞辱。他失去功名，只得回家娶妻生子，养育出了着名的历史学家陈寿。尽管父亲遭受耻辱，但陈寿依然坚持史家的原则，丝毫没有提及，所以现在谁也不知道其父的名字；更重要的是，他对诸葛亮处置此事的态度，丝毫没有责难，字里行间反而大加赞颂。可为侧面印证。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