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兵恤士就要提供性服务。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治疗士兵必胜信心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因此，“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作慰安妇，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安慰日本军队，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远东审判案》备用资料第103册第51章)于是乎，日军兽兵开到哪里，强奸就风行哪里。他们要争在参战之前用性活动强身护体，甚至强暴后掠取女人什物制作护身符，用那“魔力”护身而求免受外来伤害。
     于是乎，日军视中国妇女就是她们国家的本身，把源于不愿意做奴隶的中华民族身上失败所产生的憎恨、复仇心，疯狂地发泄在同一民族女性的身上。如此化作对中国妇女惨无人道的报复、征服与胜利，在肉体折磨和心灵摧残中享受着如同烧杀抢掠一样压迫中国的快感，便成了日军“膺惩作战”的一种手段。
     这就让人不明白了:不是说一提到“天照大神”，日本军人便会从脚底下升腾“武士道精神”吗？既然“慰安妇”功力如此之巨大、如此之神气，那么“天照大神”还有什么用，“武士道”有什么用？
     天皇裕仁曾与4名内阁成员签署命令，授权所辖各学校及地方政府挑选合适的妇女充当“慰安妇”。天皇裕仁颁布诏书，将“慰安妇”试验正式奉为一种制度，给它贴上了皇封，使之升华了皇道的神奇功能。
    超级“兽类集团”开动“野兽机器”
     战犯供述资料表明，“慰安妇”被日军称为“军队卫生性公共厕所”，与日本兵的比例大约1∶29，即每女每天“慰安”29个兵，多者百人以上，超过首创百人次世界纪录的古罗马时代。
     从1938年1月13日在上海挂出第一家由军队管理的“杨家宅娱乐所”(“慰安所”)木牌，到1941年，日军推算的需求比例为1∶35。以此计，为70万侵华日军征用的中国“慰安妇”人数，在10万至20万之间。
     她们以家贫、低教育养女或童媳居多，年龄集中在16岁至30岁之间，已婚或未婚者皆有。这些手无寸铁的女性，在刺刀、狼狗的囚禁下，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牛马，成为日军铁蹄下的殉葬物，成为日本侵略政策的牺牲品。
     日本宪兵战犯土屋芳雄供述，军医每月对“慰安妇”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必须派宪兵去监督。我先后被派去两次，知道很多人患有严重的不属性病的妇科病，但不允许她们休假治疗，直到变成废人，不中用了才一脚踢开。她们身陷苦难的深渊中永远不能自拔，自杀身亡的事时常发生。
     日本军国主义者双重歧视与摧残殖民地妇女而形成的这一政府有意的政策行为，故意违反1925年日本参加签订的巴黎《取缔经营妇女卖春公约》和日内瓦《禁止妇女及儿童卖春公约》。战犯们无不承认，“慰安妇”这种军队性奴隶制度，侵犯人权，违反人道，违反国际公法，也是战争犯罪。
     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统计，在日本14年侵华战争期间，大约有75%的“慰安妇”死于日军的蹂躏，其人数约30万，相当于一次南京大屠杀。无可辩解的是，这种大屠杀、大纵火、大抢掠、大奸淫，“犯罪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皇军”(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奥宗光《蹇蹇录》)，反法西斯同盟国搜查纳粹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时，发现德国驻华大使当年的一份秘密电报这样说另一个法西斯轴心国日本的军队，“他们是兽类的集团，是一群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美国报刊也惊骇地认为，“日本国是披着文明的皮肤，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大西德光发自南京的消息说，“日本始终认为色情行业是必要的，未必是一种罪恶。日本政府在二战中为本国士兵组织慰安妇，还曾在战后为占领的美军士兵开妓院”。
    人变成了兽，比兽还要恶。这种人对人的残酷，造成了人类心灵永远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