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吴成德一行来到一个山口时，他发现有三百多名一八。师的伤员黑压压地挤在一起，他们因为行动不便而无法跟上部队转移。战士们见到师政委，如同在黑夜中见到曙光。
    “吴政委，我们能冲出去吗？”
    “吴政委，你一定要带上我们呀！”
    伤员们纷纷喊着。
     此时，如果吴成德继续追赶的话，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师部。但是吴成德不忍心抛下这些可爱的战士，于是翻身下马，来到了伤员中间。他选择了与伤员们在一起。
     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吴成德拔出手枪，对准自己坐骑的头部开枪，战马轰然倒地。吴成德高声说道：“同志们，我与大家在一起！”伤员们立即安静下来。
     吴成德高声鼓励他们赶快突围。然而，敌人已经用各种火器封锁了所有的道路，同时加紧收缩包围圈。吴成德也与许多官兵一道，左突右冲，拼杀了整整一夜，一直打到弹尽粮绝，然而最终未能冲出包围圈。战斗结束后，吴成德带领剩余的战士在朝鲜37度线附近的山区打游击，坚持了14个月，一直到只剩下3个人的时候，被美军的搜山队所俘。后来知道，吴成德当时的职务是代师政委，是志愿军战俘中职务最高的。
     吴成德被送进了釜山“战犯”监狱。在这里，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吴成德始终没有放弃返回祖国的信念。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朝鲜战争正式结束。停战后，双方经过谈判开始大批交换战俘。吴成德是最后一批被遣返回国的。
    命运多舛
     吴成德被遣返的这天是1953年9月2日。上午9时左右，当熟悉吴成德的中方人员再次见到他的时候，都几乎认不出他了，仅仅几个月的战俘营生活，就将吴成德折磨得骨瘦如柴，原来体重130多斤，现在只剩下了90多斤，身体十分虚弱。
     列车驶过丹东，到达沈阳，他们被安排住进了东北军区招待所。几天后，他们被送往设在辽宁昌图的“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归管处”的工作人员传达了中央对待战俘的“二十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
     在那个思想狂热激进的年代里，许多人对战俘存在着偏激的认识，在他们的意识里，“战俘”这个词与“叛徒”、“特务”之类的名词没有太大的区别。
     “归管处”工作人员宣布，学习阶段的目的是：自我交代，互相帮助。“交代”这个词使许多归来人员听着刺耳。不过他们很快便明白了“归管处”的观点，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本身就是怕死，就是可耻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不和敌人拼命或自尽？一个怕死被俘的人，在战俘营怎么能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呢？即使作了些斗争，也仅是迫不得已的反抗；由于曾经被敌人俘虏过、教育过，因此他们很可能“已经变质了”。
     这使许多归来人员迷惑不解。他们在历尽千难万险之后回国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俘营里所付出的一切，却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这不能不令他们感到心寒。
     此时的吴成德同样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之中。敌人为了让他投降和拉拢他去台湾，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他始终没有低头屈服。如今，在“归管处”看到自己的付出不仅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与信任，甚至被当成了罪人，这是他怎么也想不通的。有人要吴成德承担一八〇师失利的主要“罪责”，这一点吴成德更不能接受，也承受不起。直性子的他，宁折不弯，因此他的“交代”一直未能获得通过。这种政治上的不公和精神上的压力，使吴成德的精神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他的言谈和举止甚至都有些失常了。
     1954年6月，上级下达了对这批遣返人员的具体处理结果，被遣返的6400多人中，绝大部分离开了军队。像吴成德这样的人，自然也是不可能继续留在部队的。他被开除党籍和军职，安排去了有“南大荒”之称的辽宁盘锦的大洼农场。
     好在吴成德并没有就此趴下，他凭着自己的诚实和苦干，在农场获得了广泛的信任。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有人主张对他进行批斗，但群众都知道他是个好人，没有几个人去参加他的批斗会。
     多少年来，吴成德与其他散落在各地的志愿军战俘们一样，从未停止为自己的不平遭遇而奔走呼号，仅吴成德一人就向上级有关部门写了数十封上访信。他们只求组织上给他们一个公正的结论。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了题为《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的第74号文件，全面地、正确地规定了对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的重新审查、正确处理办法。
     组织部门重新鉴定后，决定吴成德享受部队军级干部待遇，具体事项由地方负责。数十年前遗留的政治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吴成德终于可以拜见家乡父老了。他带着自己的家人回到了老家山西运城落了户，在运城军干所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1996年3月，吴成德去世，享年78岁，薄一波、柴泽民等老首长向他献了花圈。
    (来源:今古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