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其他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形势,处于经济工作调整第一线并担任“瓜菜代”领导小组组长的周恩来最为清楚。1960年年底,周恩来针对农业方面由于高估产而带来的严重问题说:“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面对全国性的粮荒,周恩来和陈云冒着政治风险,决定进口粮食,以纾民难。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结说:“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刘少奇插话说:“想要快一点,结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问题是跌痛了没有”。周恩来说:“我是感到痛了。”他认为,工作中出现的这些缺点错误,中央应负很大责任。因此,当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到中国的严重困难时,周恩来客观地回答说:“我们钦佩你公正的判断。当然你看到的是好的一面,我们的工作也还有缺点,也许你没有说,也许你还没有发现。”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周恩来向赫鲁晓夫告别时说:“目前,我们国内还很困难,去年遇到了那么大的灾荒,这一年我的头发白了很多,这次一定要赶回去。”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恩来参加了福建组的讨论。发言中,地方干部反映了许多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以及党群关系紧张等情况,周恩来充分肯定这些发言“都是很健康的”,对他们的发言“都要尊重”。他说:“你们已经说了很多,主要是对省委说的,但也说了许多是中央的事情,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的。”并且他还作了“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切中时弊、感人肺腑的发言。西楼会议期间,周恩来非常赞同刘少奇对形势的看法,他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料到。”他还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作为党内为数不多懂经济的、被毛泽东誉为“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陈云,也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心知肚明。他指出:“你们讲话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了,我来承担;要开除你们的党籍,找我好了。”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讲话,但于2月8日在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指出:“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由谁来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账,但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他在讲话中谈了发扬民主问题,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到河南、湖北等地检查工作,看到中原大地赤地千里、灾情严重,群众衣不暖食不足,处境异常艰难时,沉重地说:“浮夸风给人民带来这样大的灾难,我们真是对不起人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