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自认为不该对甲午之战负责，这只是其私言。究其实，他也自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因为他犯下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又可分为“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两部分。
     先说战略失误。缺乏战争意志。在和日本决裂前，深知北洋水师真实实力的李鸿章一直努力回避战争，并寄希望于其他强国的调停和干涉，所以当俄国人对他表示不会坐视日本的行动时，他竟信以为真。光绪、翁同和等人倒是有强烈的战争意志，可惜只是表现于临战之前，这种意志缺乏长期的艰苦准备作支撑，就只是一种情绪而已。反观日本则大不然，他们早就有对中国作战的准备和决心，并对清王朝对外惯用的虚张声势知之甚悉。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参加了1894年的甲午之战，此人于1879年到中国大陆进行谍报侦察，归国后撰写了《征讨清国策案》上奏天皇，其中写道：“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然立于万国之间，以保持安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何以由之，彼我形势是也。……彼之清国虽已衰老腐朽，但亦为世界之大国，以自尊自大为风，自称中国。是以发生一事，则内心实为畏惧，但表面却装作傲慢不挠之状。故而，其惯用之外交政策，常以虚喝之手段。此乃其屡次与外国酿成纠葛，又屡次得以败辱之因也。”
     至于战术层面的失误，李鸿章犯的就更多了：用人不当。淮军是李鸿章起家的嫡系，本不习海战，北洋水师中的技术精英则多为留洋归来的福建人，李鸿章必须起用这些技术骨干任指挥官，但在其上又由淮军将领丁汝昌统领，乃酿就了将帅不和的苦果。这种用人不当反映了李鸿章的私心，但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政治病”，政治如果正常，一个为国家做事的人并不需要培育自己的私人势力；战前的1890年，因北洋水师内部的一次“升旗之争”，李鸿章没给海军聘请的英国顾问琅威理面子，使其负气辞职，琅威理一走，海军纪律大不如前，并影响到中英两国海军之合作。北洋水师无法向当时世界第一的英国海军求助，转聘德国人为顾问，而众所周知，德国以陆军为擅长。果然，德国顾问在甲午海战中的调度实在欠佳；甲午年的四月，李鸿章曾经校阅海军，当时各舰缺少炮弹，定远及镇远六十寸口炮仅存巨弹三枚，小弹亦缺。而李鸿章失察，未查询存弹数量。六月中日海战爆发，想添置却已不及。着名史学家张荫麟认为这是黄海大败之一重要原因；……在李鸿章究竟该为甲午之战负多少责任的问题上，不论李鸿章自己和旁观者意见如何天差别，现实是还得由他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只是谁都没想到，迎接他的除了他的“老朋友”伊藤博文，还有一名年仅21岁的刺客小山六之助。
     暴徒代表了日本民间的情绪小山六之助之行刺李鸿章，并非仇视李鸿章个人，而是对中日正在进行中的媾和谈判不满。他认为日胜中败，媾和谈判只有利于中国。这种不满在当时的日本，并不乏民意基础。
     日本经由民治维新，进步极速。大凡一个曾被人轻视的小国，在卧薪尝胆，渐趋强盛之后，民众中间极易兴起敏感、自大的民族狂热，非常渴望向外展示自己的强大。日本正是这样。中国是其“文化母国”，面积、人口、综合国力均在其之上，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超过日本。对这样一个近邻，很多日本人充满了嫉恨，他们认为，同在亚洲，一山不容二虎，自己要称霸非压倒中国不可。甲午战前几年，丁汝昌曾率中国从西方购置的巨舰访问日本，日本国民饱受刺激，立即兴起了海军热，个人捐资购舰极为踊跃。这样一种民族性格有利于国家的自强，但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集体的不理性之下，容易牵引民族走向歧路。甲午一战，北洋水师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型，列强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人的民族狂热顿时飙升至沸点。“打到北京，活捉清帝”几乎成为民众的口头禅。
     还是引日本人自己的说法作为例证。陆奥宗光，这位“积极促成”中日大战的日本外务大臣，后来回忆说：“在平壤、黄海战胜以前，心中焦虑最后胜利之国民，现今深信胜利必归我国，问题只为我旭日军旗何时能进入北京城门。至此，一般气象壮心快意狂跃，流于骄肆高慢，国民到处凯歌有如乱醉，对将来之欲望日增。……在此期间如有深谋远虑之士倡妥当中庸之说，必被目为怯懦毫无爱国心之徒，几为社会所不齿。”
    在这种情绪的包围中， 年轻的“爱国主义者” 小山六之助认定，整个中日媾和谈判就是中国旨在摆脱战败困境的阴谋，认定李鸿章跑到马关就是专门来忽悠自己国家，乃至愤而拔枪，岂非顺理成章？
    日本人因民族狂热情绪发作而对外宾行凶，这并非第一例。
     光绪十七年(1891年)，俄国皇太子先到中国后至日本访问。在与中日相邻的国家中，自以俄国实力最强，而日本还在崛起中，日本君臣自然不肯放过这个讨好的机会。不料，政府官员在俄国太子面前的过度热情，在部分日本人眼里成了有失尊严的“献媚”，结果导致一个狂热分子开枪打伤了俄太子。枪案发生后，日本朝野十分恐慌，日本天皇和各部大臣连夜前往探视，总算没有闹出大的事端。
    行刺俄太子和李鸿章的两个凶手，后均被判处无期徒刑。
     有意思的是，当年俄太子被刺后，关注亚洲局势变化的李鸿章还专门谈到了此事，他在给一位总督的信中说：“倭人狙击之祸，闻即因奉之太过，靡费之太多，激而生变。彼君臣方倾身结纳，反以此致意外之虞，两国交际不能不少有芥蒂。……倭乱党极众，大臣屡被击刺，今乃及于远客，既得仍可不死，难乎其为上矣！”
     李鸿章慨叹日本“乱党极众”，同时对这些暴徒行刺“远客”后“仍可不死”表示不满，当时的他哪会想到，自己也会去日本做一回不被欢迎的“远客”，成为狙击的对象呢？
     李鸿章遇刺后，日本朝野大为震惊。天皇遣御医军医前来为李鸿章诊治，皇后特派护士两名，还送上了据说由皇后亲制的绷带。日本国民中，特地到李鸿章下塌旅馆探视、用电报书信等形式表达慰问的，也络绎不绝。
     日本人如此动作，无非害怕这一凶案授予列强干涉的口实。中国当时犹如一个让人垂涎的蛋糕，日本如果借助战争的胜利，在这块蛋糕上切割过多，势必成为众矢之的。这其中又以强邻俄国的态度最为莫测，让日本如芒刺在背。陆奥宗光后来坦承：“如李鸿章托其负伤使事半途归国，大事责难日本国民之行为，巧诱欧美各国再次要求其居间调停，则不难获得至少欧洲二三国之同情。而若招欧洲强国一次干涉，我对清国之要求或将不得不大为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