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厅里的讨论和交流越来越频繁，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思想、情趣、爱好也越贴越近。有一次，毛泽东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他在文中写道：“国力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提出了一个响亮而新鲜的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这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后来十分着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并潜心实践心中这个强烈的信念。寒冬时节，他用冷水沐浴；大雨滂沱，他在野外奔跑；江河湖泊，他去搏击风浪。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杨开慧也坚持冷水浴、深呼吸、常吃硬食等锻炼方法。她在作文中写道：“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眼，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度过了五年的学习时光，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而与此同时，杨昌济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杨开慧随全家迁往北京。此刻，一种说不清的依恋之情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心中潜滋暗长。这是毛泽东与杨开慧在长沙第一次惜别。 相恋1918年8月15日，一辆北去的列车从长沙出发驶向北京。从登上火车的那一刻，毛泽东的心就和火车一起跳动起来。这是他带领新民学会24名会员为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长途远行，对于毛泽东来讲，胸中还别有一番情愫在牵动，他马上就要见到日思夜想的杨开慧了。 8月19日，毛泽东一行到达北京，和蔡和森、罗学瓒等人住在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一间狭小的屋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过着清苦的生活。”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青年已达50多人，是来人最多的省份。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为筹措路费四处奔波。” 在毛泽东等人的周密安排下，第一期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都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了。事情有了着落，毛泽东舒了一口气。为了主持以后几批湖南青年赴法事宜，毛泽东决定暂时留在北京，但盘缠所剩无几，维持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必须尽快找一个立足之地获得生活来源。 于是，他找到了杨昌济先生家。当他要求杨昌济为自己找个立足之处时，杨昌济爽快地答应下来。 第二天，杨昌济来到学校，见了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把毛泽东的情况描述了一遍，请他设法。李大钊沉吟一会，说：“第二阅览室缺人手，就不知你介绍的人愿不愿意。” “肯定会愿意。”杨先生替毛泽东表了态。 毛泽东来到第二阅览室。听介绍，他的工作是登记所订15种中外文报纸，登记每天来阅报的人的姓名。李大钊似乎有些难为情地说：“润之，这项工作很轻松，工资也少，每月只有8块银元。” “够吃饭就行。”毛泽东说。一直以来，毛泽东在物质享受上，不同别人比，只与自己的过去比。8元，同教授的二三百元相比是少了，但他很满足。 上班后，毛泽东感到很惬意。报纸来后，他可以先睹为快，这在长沙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尽管地位低微，常受到一些名流的冷遇和白眼，但有幸身处北大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有机会同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朝夕相处，时常感受到新的革命思潮的波翻浪涌。 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经常去杨家看望老师，有时也在杨家吃住，与杨开慧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下，杨开慧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新俄罗斯研究》以及英文版的《布尔什维克》等革命书刊，接触了许多革命青年，了解了更多的社会实际。 在心心相映的接触中，杨开慧陶醉在高尚和浪漫的爱情梦想之中。她对毛泽东的爱慕之情，是那样富有个性。她虽然爱毛泽东，“但绝不表示”，因为他“不要人家被动地爱”她。杨开慧后来回忆说：“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惟恐他看见我的心(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 爱情成为了甜蜜而痛苦的心理感受，特别是在离别的时候。因此，当毛泽东要去上海时，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相约分别后互通信息。1919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回到湖南，在长沙修业小学任教。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信，称呼已是一个字：润。毛泽东回信，称呼也是一个字：霞。 相知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和杨开慧积极投身于这一滚滚的爱国洪流。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着名刊物《湘江评论》，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办法，改造的办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号召广大民众，“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北京的杨开慧每次收到毛泽东寄来的《湘江评论》，都会激动不已，她完全被毛泽东“指点江山”的革命气概，那激扬文字的反潮流精神振奋了，鼓舞了。她摒弃封建的旧文体，坚持用白话文写作，抨击弊政，同封建势力决裂。毛泽东和杨开慧共同的心声汇聚成了时代浪潮的一声声呐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