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凤凰周刊》2011年第7期 作者：沈志华 原题为：朝鲜清洗“延安派”揭秘——1956年“八月危机”与中朝关系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和朝鲜大量官方宣传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中朝两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将世代留传。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先生长期致力于从国外解密档案重新挖掘梳理历史。最近，他利用已经解密的前苏联、匈牙利、东德、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档案文献，以及相关的口述史料和研究成果，完成了“中朝关系历史真相”的课题研究，对上世纪50-60年代中朝关系有一套不同于传统说法的系统总结。
     本刊得到沈志华先生授权，从他的研究论文中，摘取历史上中朝关系的几个关键节点，分期刊出以飧读者。我们刊载沈先生的文章，是为了丰富和增益读者视野，并不意味着认定他的研究准确无误。
    朝鲜停战以后，朝鲜面临的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严峻局面丝毫不亚于战争本身。
     由于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冲突，朝鲜对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信任和感激。因此，在战后经济重建要向中国伸手求援时，朝鲜人多少有些尴尬。
     然而，让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深知中国在战争期间得罪了朝鲜，为了恢复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在朝鲜重建时期的最初几年，中国做出的援助承诺，在金额合计上竟然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朝鲜经济重建的三年计划取得了重大成功，1955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约等于战前五年工业总投资的三倍，当年国营和合作社工业的总产值超过战前1949年水平的56%。
     在此情况下，金日成提出了“主体思想”，树立个人权威，严厉指责莫斯科派的许嘉谊(许哥而)、朴昌玉、朴永彬和延安派的朴一禹。“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则主张学中国的方法。这种争吵是毫无意义的。”他说，“我们正在进行朝鲜的革命，而不是别的国家的革命。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必须使一切思想工作服从朝鲜革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