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泽东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泽东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泽东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给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柒、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革命理想主义与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
     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流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
     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
     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解放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