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达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后，还曾主动给毛泽东等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着：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着者以大将。”
     毛泽东拿到这封信后，激动极了。军委会议室里，他扬起信，走到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军委领导人面前：“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彭德怀插话说，这样的报告许光达连写了三次。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越说越激动，起身离开座位：“不简单啊。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他随即大步走到窗下，双手用力推开窗户，用带着浓浓湖南乡音的语调低吟：“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虽然在正式授衔时，许光达仍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但中央军委在慎重考虑了他的意见后，将他的行政级别定为五级，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唯一被定为行政五级的大将。
     类似的让衔、请求降衔、不争衔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按条件，他理应授衔上将，但当他得知上将名额需要减少时，便立即以自己“是主抓这次授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为由申请降为中将。最终，他成为当时的兵团级干部中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训练总监部军外训练部副部长孙毅，历来淡泊名利，心胸豁达。他对人说：“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但组织上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最后仍授予他中将军衔。
     白志文，红军时期就是师长。被评定为少将后，有人建议他去争取一下。他却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该知足了！”
     段苏权，红军时期黔东独立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野第八纵队司令员。授衔那天，他站在少将行列里。他的周围，是当年他亲自指挥的团长；前排的中将行列中，有几位当年在他手下当过师长；再前排的上将行列中，则站着曾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有同事小声说：“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他却淡淡一笑：“组织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