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也许口语不行,但写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报刊发表的程度。而大清国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绝大多数不认识ABC,在沟通中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国的表现方式也相当老旧。当时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是哈佛毕业生,精通英文。美国的国务卿叫葛礼山,这个人其实对中国还不错。中日当时都对美国进行公关,中国公使杨儒选择接近葛礼山的老婆孩子,估计是送点茶叶、丝绸等等。但栗野慎一郎不同,他天天去葛礼山办公室拜访,跟人家谈国际大事,谈日本对美国有多么重要。日本从“公谊”下工夫,咱们从“私情”入手。
日本前外相青木周藏,当时被“下放”到英国和德国担任公使,承担一个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欧洲把舆论控制住。青木周藏是着名的外交家,极富经验和全局眼光。在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提交随军采访申请时,两国政府和军方都不批准。但在栗野、青木两位公使的推动下,日本军方最后同意西方媒体随军,随军记者达114名之多,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日本在战争中,也做了很多新闻策划,比如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但中国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了头,搞出很多风波。甲午战争中的第三方报道,其实对中国极为不利。
当时中国自己的媒体表现也很差,大量伪造新闻。这不是政府命令的,而是自发的,因为大家都仅把媒体当成政治工具来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给公众提供信息的渠道。比如当时中国的不少报刊上说“牙山大胜”,中国军队在朝鲜牙山取得重大胜利,其实是假新闻。路透社没核实,直接转发,结果沦为行内的丑闻,公众信用也受到极大挫伤。假新闻多了,对中国的形象也造成伤害,后来当“旅顺大屠杀”报道出来时,很多外国人首先是不相信的,因为之前的假东西太多。李鸿章甲午战后访问欧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就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只讲部分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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