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第一世界，即苏美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是可以利用的。1972年他在同周恩来等的一次谈话中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利用一方，任何一方不要两面作战。”（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周恩来也多次强调这一观点，他指出：“他们的矛盾没有解决，我们能不能利用一下？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应该利用嘛！敌人有矛盾，可以利用矛盾，我们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嘛，敌人的矛盾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呢？这是我们过去斗争几十年的经验。”“我们不能拿原则做交易，但是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使他们不能那样容易合作打我们。”（周恩来在全国人防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1年8月23日。）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更加具体地指出了中国扩大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目标和范围，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重点，拓展了国际合作的空间。
     概括起来说，中国在自身进行反侵略准备的基础上，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重点依靠亚非拉国家人民的支持，团结和争取欧洲和日本，充分利用苏联和美国的矛盾，构成了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打破苏联包围的重要的战略思路。
    三、打破苏联包围的重要战略步骤
     在打破苏联包围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按照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确定的战略思路，并根据不同形势和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步骤，有所侧重地开展工作，一步一步地打破了苏联的包围。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60年代末，面对来自苏美两个方面的威胁，毛泽东等确定外交工作的重点是争取亚非拉特别是亚非国家的支持；同时以法国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同西欧及日本关系的改善。在亚洲，中国大力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支持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统一的斗争、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为加强同亚洲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关系，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分别多次访问所有已建交的亚洲国家，并邀请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访问中国，通过友好互访，增进相互的了解和友谊。与此同时，中国还同朝鲜、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柬埔寨、也门、印度尼西亚、蒙古等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或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处理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一方面坚决予以反击，同时努力把冲突控制在一定限度，并使它很快平息下来。对非洲，中国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扩张主义的斗争，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关系。